笔者是在单伟健先生的回忆录——《走出戈壁》一书中，第一次留意到“李庆霖”这个名字的。
书中提到：一位来自福建莆田的知青家长斗胆给毛主席写信诉说知青的苦处，毛主席不仅亲笔回信，还随信寄去了300元钱。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员，一封信直达中南海，还真就撬动了国家的政策，这不可不谓传奇。
于是，我专门找来史料细读，发现此人的一生，远比他写的那封信本身更曲折，也更有意味。
李庆霖，福建莆田人，1936年出生。
他原是莆田一所中学的校长，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降职降薪，发配到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当一名普通教员。
1969年，他的大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号召到莆田县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锻炼。
那是个穷山村，当地农民的生活本就艰难，更何况是举目无亲、毫无农耕劳作经验的知识青年了。
知青下乡的第一年，口粮每月36斤左右，生活费每月8块钱，勉强能维持生活。但即便如此，也只发了不到一年就断供了。
遇上最好的年景，一年两季总共能分到200来斤湿杂稻谷，外加二三百斤的鲜地瓜和10来斤的小麦。所谓“湿杂稻谷”，就是刚收割、尚未清杂晾晒的原谷，晒干清杂后能剩一半多。
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分红，连基本的口粮都成问题。单伟建先生早年在内蒙戈壁劳动时，也经常吃不饱，至于荤素搭配、营养配比，那就更不现实了。
对此，李庆霖只能干着急，却也无能为力，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困难，更何况他还被降职降薪了。
李庆霖先是逐级反映：找公社，没人管；找县革委会主管知青工作的“四个面向办公室”，没有下文；找地区民事组，石沉大海。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谁会那么“不知趣”呢？
李庆霖的心里其实也很清楚、也能够理解，但最让他意难平的是“走后门”成风，那些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下乡没几天便被招工、招生、招干“镀金”回城，而普通人家的孩子则只能继续待在山区劳动。
偏偏这年冬天，李庆霖的又一个儿子要初中毕业了。走投无路之下，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毛主席写信。
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寒假，李庆霖把自己关在家里，2个多小时一气呵成写下2000多字。
信写好后，李庆霖并未急着寄出，而是反复推敲、修改润色。考虑到后续可能产生的影响或带来的麻烦，他删掉了一些不是很有把握的内容，只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顺便捎带一下“走后门”的现象。
由于文章篇幅有限，笔者无法将信的原文全部呈上，但总的来说，李庆霖的这封信写得很有分寸。
他先是表态拥护上山下乡，再如实陈述儿子在乡下吃饭、穿衣、治病、住房之难，最后才捎带一笔干部“走后门”的情况，说自己是“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斗胆进京“告御状”。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李庆霖写这样的信无疑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后来，他回忆说：信寄出时虽有片刻轻松，可走出邮局看到满街的大字报，心又沉了下去，但覆水难收，是凶是吉，只能听天由命了。
但事实证明，李庆霖的担心是多余的。毛主席不仅看到了这封信，而且还专门给他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封信掀起了一场风暴。
1973年4月29日，周总理连夜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从晚上9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1时15分。周总理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随后，中央发出21号文件，将这两封信印发全国；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随后成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并把李庆霖吸收为成员。此后，各地迫害知青的盖子被一个个解开，知青的口粮、安置、医疗等待遇也由此获得了一系列的调整，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一夜之间，李庆霖成了家喻户晓的“反潮流英雄”，有人甚至喊他“李青天”。
莆田县委起初还搞“反调查”，信访办的人指着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骂：“你这个二流子，还骗毛主席”；但在中央和省、地层层督促下，县委最终呈上检讨，承认问题“比李庆霖同志所反映的还要多，还要严重”。
李庆霖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韩先楚派专车把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写得好；江青也接见了他。
此后，李庆霖步步高升，从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员，先后升至县知青办副主任、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彼时的李庆霖，可谓红得发紫。但炫目的荣誉也让他忘乎所以，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到处表态、作报告。1975年3月，他表态支持莆田县邮电局造反派，使那里成了全县乃至全省两派对决的“主战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又攻击过省委主要领导和周总理。
这个“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李青天”，注定只是风云诡谲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
1976年10月一切恢复平静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他始终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小爬虫”。
1979年6月，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说错过一些话、做错过一些事，但不服“无期”这个量刑。
平心而论，当年加在李庆霖头上的罪名中，确有“移花接木”之处。比如他的女儿李良培进省体工队是1971年，早于毛主席复信的1973年，但却被说成是他“利用权力”安排的。
1979年底，年近五旬的李庆霖被押到武夷山下的崇安劳改支队，干些烧开水、办专栏的轻活儿。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他就在附近服刑，特地买了水果糕点，走十几里山路专程探监，像亲人一样围住他，盼他保重身体、早日重获自由。
1986年8月，福建省高院将他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0年；1990年再获减刑2年。
1994年4月17日，李庆霖重获自由，回到了老家莆田。从失去自由到获释，前后共走过了17个春秋。
出狱后的日子意外地有几分暖意。时任莆田县委书记为他办了几件实事：每月发给他300元生活补助（恰好是当年毛主席寄来的那个数目）；减免他老伴1万多元的住院费；把他的两个儿子先后调回城内工作。
后来，他的救济金又涨到每月500元。据说是省政府里一位知青出身、上山下乡7年的主要领导特批的。尽管这位领导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李庆霖心里清楚应该谢谁。
老伴张秀珍受他牵连，被开除公职、戴过“现行反革命”帽子，1997年病逝。莆田百姓自发为他捐款数万元，帮他还清了医药欠账、为老伴发丧。
晚年他疾病缠身，帕金森氏病、运动神经元病一点点夺走他对身体的控制，2003年又患上严重的白内障，双目失明。
但全国各地的知青没有忘记他。广东的一位老知青汇来600元，外省一位老知青托副县长捎来500元……
有人曾问他，后不后悔当年写那封信。李庆霖回答：“不后悔。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一生坦诚，问心无愧，功过任由评说。”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75岁。
由于家贫，去世后葬身之地成了大问题，最后还是由区长出面协调、陵园开发者无偿提供一块墓地，他才得以与父母、妻子合葬。墓台上刻着毛主席的复信，墓碑背面是南京一位作家写的墓志铭，结尾两句道：“他的是非曲直，容当世人评说。因为人心是镜，历史也是镜。”
看完李庆霖的故事，最令我难忘的还是他的母亲。
当年李庆霖一夜成名，老人被请上主席台，被称作“革命的老妈妈”，但她心里却一直不踏实，反复告诫儿子：“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1993年老人病危之际，见到请假探家的儿子，她只说了莆仙戏里的一句老话：“你是刘贾被识字苦”。刘贾是戏里的反面角色，意思是：你这孩子，是吃了识字读书的亏啊！
李庆霖的一封信改变了千万知青的命运，却终究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或许正是“知青家长”四个字的分量，也是他一生悲喜的分量。
参考文献：
1.李庆霖向毛泽东“告御状”之后.黄禹康
2.李庆霖“告御状”前后.翁树杰
3.李庆霖告“御状”始末.蔡天新
4.“知青家长”李庆霖的浮沉岁月.黄志雄
5.《走出戈壁》.单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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