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泽等：新闻真实作为原点：数智时代新闻世界的匡正与拓展
数字智能技术的迭代渗透对社会各行业的重塑并非均质化、同质化的过程，其带来的行业变革兼具显性的模糊性与虚妄的实在性。在数智浪潮的全面冲击下，不同行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部分行业坚守专业底层价值逻辑，以核心价值体系筑牢行业发展根基，依托数智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实现技术工具与行业本体价值的良性耦合；而部分行业则在技术迭代与认知变革中迷失发展立场、动摇行业根基，陷入资本裹挟与技术崇拜的发展困境。作为兼具公共性、社会性与专业性的行业，新闻业正面临数智技术带来的双重变革机遇与挑战。面对纷繁迭代的数智技术形态，新闻业亟需构建专业的技术甄别与适配体系，筛选契合新闻传播本质、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工具，推动新闻文本生产、新闻产品形态的创新升级，以此构建更真实、更立体、更全面的新闻世界，让新闻这一核心社会公共产品持续赋能社会发展、增进人类公共福祉。
在技术资本的叙事渲染下，数智技术时常被赋予过度的功能想象，行业发展极易陷入跟风追捧资本热点，脱离新闻专业的核心轨道，在技术幻影与流量喧嚣中迷失行业初心与价值立场。以Sora为代表的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其热度退潮后，并未留下可持续的新闻传播创新范式，反而遗留了大量缺乏生命力的商业试验品，当然也留下了技术狂欢后的专业理性反思空间：数智时代新闻业的发展突围，绝非单纯的技术叠加与工具迭代，而是需要穿透技术狂热的表层迷雾，回归新闻行业的核心专业价值，锚定新闻价值实现的本质路径。
自大众新闻媒介诞生以来，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推动价值已被历史与实践充分印证。新闻业发挥社会功能、实现公共价值的核心逻辑，始终以新闻真实为根本基石。长期以来，大众媒体依托专业的生产范式、严谨的审核机制与客观的传播立场，构建起相对完整、稳定的新闻真实体系：一方面为公众描摹客观真实的现实世界，打破信息壁垒、还原社会本貌；另一方面引导公众构建契合社会主流价值、理性自律的主观认知世界，实现个体认知的社会化塑造。同时，新闻传播通过信息聚合、价值凝聚与公共议题建构，将独立分散的个体联结为具有公共判断力、社会行动力的公众群体，为社会良性运转、公共秩序维护提供重要支撑。
步入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生成式算法等技术的全面普及，彻底打破了传统新闻真实的呈现边界与表达范式，新闻世界的真实维度迎来全新的拓展空间。但是，要甄别出哪些技术不是颠覆新闻真实的异化力量，而是可被赋能利用的创新工具，能够推动新闻真实实现广度拓展、维度丰富、深度挖掘、清晰呈现的全方位升级；哪些技术只是娱乐性或商业性文化产业降低成本的软件工具，在核心新闻产品生产中是需要远离甚至摒弃的。相较于工业文明时代新闻业作为社会发展的“瞭望者”与“推动者”，数智语境下的新闻业，更应依托技术进一步拓宽新闻真实的覆盖边界、细化真实场景的描摹精度、深化社会现实的问题揭示力度，赋能重塑真实叙事体系，延续新闻业引领社会认知、瞭望社会发展、推动时代进步的核心功能，让新闻真实在技术变革中焕发全新的时代价值，完成数智时代新闻世界的拓展与清晰。
一、新闻真实的理论来路和专业价值基底
新闻真实是新闻学领域的经典概念，也是根本性概念。这一概念将新闻文本从“new”的表象迁移到“fact”的本质，从而为新闻文本注入专业的精神和受人尊敬的灵魂，使新闻从被人鄙夷的低俗文字，蜕变成对社会进步有重大作用的“工具”“武器”。在不算长的大众新闻媒体实践中，新闻真实的内涵边界在不断拓展，其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新闻文本能书写的真实世界越来越广阔和深刻。尤其是电视媒体诞生以来，遥远的太空、神秘的黑洞，人类无法到达的地下、海底、天空，物质世界中细菌、病毒，人类社会的战乱、灾异、祸患现场、包括一切“可惊可愕可喜”的事情……都被专业新闻人通过大众媒体呈现在人类面前。与此同时，新闻行业通过构建自身独有的文本规范——消息、通讯、评论，表达了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态度和情绪。在这一过程中，业界和学界不断思考新闻真实概念的内涵和更为深邃的意义。
新闻真实借鉴了哲学的真实。在哲学学科中，“真实”概念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存在论意义上的真实，即“什么东西真实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即“人的认识能否把握对象”；以及真理论意义上的真实，即“一个判断、命题或陈述为什么可以被称为真”。当代新闻学对新闻真实的讨论可以贯穿三者，但往往切近第三层，也就是新闻真实的判断标准。1943年，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贡献了中国新闻人关于新闻真实概念的创新意涵，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文章指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只有坚持尊重事实的、唯物论的工作方法，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新闻事业，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对“事实第一性”的强调奠定了当代中国新闻真实观的底座，在真理论层面，新闻真实的根本标准就在于新闻报道与新闻事实相符合。
“符合论真实”显然不是新闻真实的全部内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闻）事实本身如何被把握？这便关涉到“真实”在认识论层面的含义，即新闻能否、以及如何呈现客观世界。学者杨保军指出，当代中国的新闻真实观念在认识论视野中表现为“能动反映真实观”，将新闻视为主客体通过一定中介方式相互作用形成的认识结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所谓的“中介方式”，本质上是具有物质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新闻实践；形成认识结果的整体性过程，则建构起勾连主客观世界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不是纯粹的主观世界，也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也不同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而是经由新闻生产传播和接受之后形成的一个针对同时空个体或群体的一种主客观相融合匹配的世界。”由此观之，新闻真实与新闻世界概念紧密相关：二者在理论上同源于对新闻与人、新闻与世界关系的追问，在实践上同构于新闻生产、传播与接受的整体过程。新闻以事实为本源，作为新闻真实归宿的事实真实为新闻世界提供了存在的根基；而新闻世界在主客观世界之间的特殊位置，也反过来赋予了新闻真实以超越文本的、实践的内涵。
当今社会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历史转型，使新闻业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的文本、叙事、生产、传播日新月异，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多元创作主体的出现和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建立，打破了传统新闻学关于“什么是新闻”“如何做新闻”的规定；人工智能的兴起更是颠覆了一直以来内容生产和获取的规律，随着新闻行业人机协同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文本规范、运转流程、职业边界也随之悄然变化。新技术与新实践不断改造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也使新闻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生产逻辑混乱、理性逻辑混乱的‘乱世界’”——从2016年成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的“后真相”（Post-Truth）、到2017年欧洲委员会报告中的“信息失序”（informationdisorder），再到2025年韦氏词典的年度词汇“AI泔水”（AIslop），无一不是对此的描述。
泥沙俱下的信息环境里，新闻真实首当其冲。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数字新闻报告》指出，传统新闻媒体正面临公众连接下降、新闻信任低迷、数字订阅停滞等结构性问题；报告还显示，公众对在线新闻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担忧持续处于高位。对此，一些论者作出“真实已死”的悲观判断，认为新闻真实原则在情绪动员、政治极化、平台算法和生成式内容的合力之下日益失去效力。但另一方面，又有论者提出“新闻业长存”的呼声，认为当生产新闻（news）的旧工业模式陷入危机，新闻业（journalism）反倒能重新认识自身使命并重构其实践。
在充满矛盾与不确定性的时局下，新闻学有义务为新闻行业发展提供一定的解释和方向。本研究旨在对数智时代新闻业的变局作整体性分析，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立足当下，技术变革带来的信息失序如何冲击新闻世界，并动摇作为其内核的新闻真实？2.回溯历史，新闻真实的内涵如何在时代发展中不断重构，从而维持新闻世界作为主客观中介的定位？3.归于实践，当代新闻业面临新技术、新挑战、新机遇，如何去芜存菁、守正创新？
二、数智时代新闻世界的三重危机
（一）事实根据弱化：新闻与世界的关系松动
数智时代，理论上看，人类借助技术力量可以探索更深更广阔的客观世界。但实践中，数智技术似乎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此。原因何在？
新闻世界立足于客观事实，但新闻与客观世界并不天然相连。现代新闻业之所以能够声称自己报道事实，是因为它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把客观事实转化为新闻事实的机制——记者到场、采访、拍摄影像、查阅文件、交叉印证、编辑审校等等。在制度化的惯例之下，记者所获得的众多“宣称的事实”能够互相指涉，在个体和集体层面自我确认与验证，共同构筑起一个“事实性网络”，最终面世的新闻便不单单是对外在说法的转述或对个人见闻的白描。因此，美国新闻人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指出，新闻业本质上是“一种验证的纪律”，这种验证纪律在根本上将新闻与资讯娱乐、虚构作品以及艺术区分开来。
然而，这套已稳定化的纪律正随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而松动。一方面，平台化传播生态迫使新闻业逐步远离“现场”。社交媒体赋予普通人记录现实的能力，突发社会事件的第一手影像和叙述往往出现在平台而非通讯社，这些资料日渐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素材来源，新闻事实与客观事件之间的联系部分地为其所中介。面对平台中海量、实时、跨语种、多模态的信息流，传统新闻机构的核查机制很难兼顾专业性和广泛性，而公众参与事实核查的制度化渠道尚未形成，这时新闻的消息源在多大程度上能相互补充或验证，或许要打一个问号。另一方面，AI“高仿”事实渗入现有的新闻供应链。随着“人工智能+”的规模化落地，AI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进入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它能够在没有采访或核验的情况下生成近似“新闻事实”的文本，使新闻与现实之间原本依靠实践建立起的联系，被算法生成的仿真内容所替代。西藏自治区网信部门发布的2025年度西藏网络辟谣十大典型案例中，有三则都包含了AI生成的虚假内容，包括用AI合成日喀则市定日县地震不实图片、编造“‘3.27’跨桥事故”“珠峰安装电梯”网络谣言等。类似问题并非孤例：2025年，《芝加哥太阳时报》和《费城询问报》刊登的夏季阅读书单中，出现了多本并不存在却被署名为真实作家的书目；美国最大的报纸出版商甘尼特（Gannett）也曾因稿件错误，被迫暂停一项用AI撰写新闻的实验。
这进一步带来关于真实的认识论风险。受近代经验论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新闻业长期遵循眼见为实的逻辑，关于新闻现场的图片、视频、录音构成了新闻真实的重要证据。但AI生成图像、换脸视频、合成音频等技术日趋成熟，使可见事实不再天然可信；虚假内容的广泛化引发更普遍的怀疑主义心态，使得真实内容本身也陷入自证陷阱。对此，有学者提出“说谎者红利”的警告，指出在民主政治的语境下，利益相关者可能通过声称真实证据为AI伪造而逃避问责。当新闻与客观世界之间经由采集、见证和证据建立起的事实联系弱化，如何在新技术语境下调整和更新传统生产惯例、实践新闻真实原则，成为当代新闻业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选择机制改写：人与新闻的关系重组
新闻世界的建构并非新闻机构单方面为之，而势必经过新闻生产、传播与接受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包含多重选择机制，包括哪些信息最终成为新闻、人们如何接触和接受新闻等，最终决定了人与新闻的关系。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学界一直致力于解释新闻进入公众视野前的筛选机制，把关理论是其中的一条经典路径。怀特（White D.M.）在1950年首次将“把关人”（gatekeeper）概念引入新闻学领域时，关注的是电讯编辑个体对稿件的取舍；随后，塔克曼（Gaye Tuchman）、甘斯（Herbert Gans）等人则开启了在组织语境讨论把关人的先河。而不论研究范式如何转变，在报纸、广播和电视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传播时代，专业新闻机构始终是最主要的把关角色，吸引了研究者们最多的目光。中国学者甘惜分也曾指出：“新闻学所研究的新闻，是现代社会中的专业新闻机构对公众所发布的新闻。……其最大特点，是他们都经过严格挑选，是新闻机构认为值得发布，可以发布，应当发布的新闻。”
然而，数字平台的兴起带动新闻流动渠道转型，新的把关主体大量出现：平台媒体、新闻初创公司、技术公司等非传统媒体深度参与甚至改造新闻的传播过程；新闻受众也能通过主动的媒介使用行为来提升或降低新闻可见度，被视为“二级把关人”（secondary gatekeepers）。新闻把关的标准随之改变，在时新性、明确性等经典新闻价值之外，涌现出透明性、互动性、交互性等新的价值要素；以个性化新闻推荐系统为代表的新闻分发方式，建立起用户和内容的新型匹配机制。然而，依托实践的归纳式理论调整往往“治标不治本”，未能解决新闻生产消费关系不协调的问题；用户画像、内容标签与热度排序等新的计算方法在逻辑上也深受算法结构性缺陷的制约，难以仅凭技术优化回应新闻产品所承载的公共期待。
大语言模型的发展还推动新闻选择从“平台把关”向“智能体把关”迭代。一项关于新闻媒体和技术趋势的预测报告显示，随着AI Overviews、ChatGPT Search、Perplexity等答案引擎兴起，从谷歌搜索导向全球2500多个新闻网站的推荐流量在2025年同比下降33%，用户越来越倾向于在搜索结果页或对话界面直接获得整合性答案，而非点击链接进入原网站。对此，以美国《时代》杂志、德国《明镜周刊》、法国《世界报》为代表的一批媒体机构已然开始主动应变，将新闻内容与AI问答形式相结合。问题在于，智能体把关并不比编辑把关或算法把关更可靠。欧洲广播联盟（EBU）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对14种语言、3000条AI新闻问答的研究发现，头部AI助手对新闻时事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不甚准确，研究样本中近半数包含至少一个重大缺陷，约三分之一存在严重信源问题。并且，当新闻文本被大语言模型抽取和重组为特定结论时，完整的叙事链条、事实信息和报道语境难免被省略，此时，新闻本身是否抵达公众、人们所获得的信息还能不能被称为“新闻”，或许越发难以界定。
（三）意义结构分化：人与世界的关系分散
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到康德的“现象世界”，西方思想史中始终存在一条重要线索：人并非直接、透明地面对外部世界，而是通过感知结构、语言符号、社会制度等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新闻媒介便是构造人的意义世界、建立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重要中介，无论是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还是凯瑞的仪式传播观，都陈明了大众媒介的这一功能，即新闻“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对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的描述”。
平台化传播时代，新闻业影响人们“脑海图景”的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传统媒体拥有完整的版面、频道、生产常规，从而能够以相对稳定的方式呈现现实事件、提供背景与因果关系，而社交媒体通过热搜排行、意见领袖、互动数据等建立起一套新的事实组织方式，二者就公众的认知资源展开竞争，对“部分真实”到“整体真实”的上升路径造成挑战。这一问题在2026年美伊战争期间表现尤为明显：一面是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不断释放强硬表态，将战事塑造为美国掌握主动权，一面是伊方持续强调抵抗与主权，拒绝承认美方的胜负框架；4月的停火协议更是被双方分别包装为胜利，带来令人啼笑皆非的“双赢”局面。战争现实经官方宣传、新闻转述、平台动态和市场反应共同塑造，最终生成两套截然不同的意义结构。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信息先声夺人，并直接关联民众与市场反应；主流媒体消息源则被截流，往往只能对事件的“事实真实”“过程真实”进行基本报道，而无法对言论、数据、观点背后的“整体真实”提供及时解释，从而越发难以形成舆论聚合力。于是，更多即时信息非但没有带来更完整的世界图景，反而使互联网成为真实信息、虚假信息、误导信息、恶意信息交织的混合空间。在这样一个失序的环境中，新闻报道被迫与迷因、情绪、谣言、阴谋论等争夺注意力，一定程度上损失了原本用于共识建构的规范和内涵，新闻业构建意义世界的行动也陷入被动。
这一问题随“AI泔水”的出现而更加极端化。韦氏词典将“AI泔水”定义为“由人工智能大批量生产的低质量数字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保留新闻的外形，标题、导语、段落、配图、乃至网站结构一应俱全，却从未经过事实采集、编辑判断等新闻生产环节。美国新闻评级机构NewsGuard在2026年检测出了超过3000个伪装成合法媒体的AI新闻网站，覆盖包含中文在内的16种语言，它们通过批量生产知名品牌、公共卫生、政治领导人和网络名人等议题的文章实现程序化广告盈利，很容易便成为假新闻和谣言的源头。这类“拟新闻网站”不仅生产与新闻相竞争的噪音信息，还通过生成式技术使新闻的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生产出来的新闻既不遵循新闻与客观事实的基本关联，也不具有新闻在意义维度的功能和使命，而仅仅是为了填充页面、迎合算法和获取收益。可见，数智时代的意义危机不只是信息增多导致真假难辨、情绪涌流，更逐步指向“作为实践的新闻”的结构性失位与失语；而当新闻越来越难把事实组织为连贯的世界图景，人与世界的关系便越容易从理解走向反应、从共识走向分散。
三、重思新闻世界：新闻真实内涵拓展的历史逻辑与启示
前述变化似乎指向一个令人悲观的结论：以新闻真实的失据为起点，数智时代新闻世界正在逐步失去它立足客观世界和建构意义世界的能力。然而，若我们将视线从短时段的技术冲击中暂时移开，会发现一条更为长程的线索：历次技术变革对新闻业的冲击，往往都伴随着新闻真实内涵的拓展。
实践史研究表明，新闻真实本就不是先验的公理，而是在新闻史的新陈代谢中建构起来的概念：从早期报刊实践中形成的“权威发布的真实”“要素的真实”“希望的真实”“认知的真实”，到数字时代特有的“体验真实”“情感真实”“信任真实”“协商真实”等特征，新闻真实的内涵要素往往随着社会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更迭而增加。“新闻真实的内涵越丰富，新闻报道所呈现的新闻世界就越丰富、多元、具体和深入。”因此，厘清新闻真实在历史实践中与时俱进的过程，将有助于在数智语境下重新确认新闻世界何以形成、何以扩容、何为边界。
（一）新闻世界的根基：新闻技术增强“客观世界”像素
新闻世界构建的是基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世界。若将新闻认识视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新闻事实）通过各种中介手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那么新闻真实的实现，首先仰赖于以技术为基础的新闻媒介的作用。
从人类认识史来看，技术不断提升着人通达客观世界的能力。正如伽利略首次观测到“美第奇之星”时，喜不自禁地向托斯卡纳大公献礼，宣称这将实现某种“更真实”的预示，以显微镜、天文望远镜为代表的早期技术致力于对“可见”的还原，即把超出肉眼限度的对象纳入观察范围。而观察并不是唯一的认识方式，诚如哈金所言，“17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已经是表征与干预紧密联系的探险”，科学认识的过程还包含实验、测量、操控等一系列标准化实践，不可见事物在客观世界的实在性（reality）由此得以确认。随着现代记录技术、传感技术、遥感技术和计算技术的出现，转瞬即逝的事件得以留存，远处发生的事实得以同步，大规模系统的变化被连续监测，无法直接经验的过程也被建模推演。至此，以技术实践为中介，客观世界被整理形成一套现代化的知识体系。
技术不断重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识的路径，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也始终处在这种技术中介的历史进程之中。媒介技术史上的历次重要变革，都在不同层面使“客观世界”更加清晰。相比于印刷新闻，摄影、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使场景和声音更直观地进入报道，新闻摄影、电视录播、现场直播等形式赋予视觉语言以不言自明的确证效力，“看见”成为现代新闻真实的重要修辞。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视听化的逻辑，高清影像、短视频和移动直播技术提升媒体复原真实场景的能力，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强化新闻受众“身临其境”的体验，“客观世界”在形式上越发趋近于客观世界。然而，“分辨率”的提高并不以新闻真实为必然结果。技术为达成新闻真实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也提出了更严苛的判断要求。印刷术曾使谣言、檄文和政治传单获得更强的扩散能力；1858年《纽约时报》便刊登过声称“电报太快了，无法提供真相”的评论；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路透社刊发的空袭照片被指使用修图软件“篡改”现场……这些技术迭代的“悬空”时刻，与当今社会对“后真相”“AI泔水”的反思与追问，本质上一脉相承。
对中国媒介史的考察表明，应用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媒介技术，除了是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外，也受到了追求更先进新闻生产方式的新闻从业者观念的影响。可见，正如自然科学中实体的实在性不完全取决于理论表征是否为真，还取决于对象能否与人产生因果作用或稳定实践关系；新闻真实也不止还原论意义上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更在于媒介技术是否与新闻生产过程有效互动并结合。这种结合往往会重塑新闻的叙事规则，进一步扩展新闻世界中“客观世界”的层次。例如，本世纪初尤其是2010年以来，大数据技术使数据新闻成为新兴报道形态，《卫报》《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大报以及ProPublica等独立新闻机构率先展开探索，通过数据地图、时间线、交互图表等形式把过去难以直接观测的结构、趋势和关联呈现出来，新闻不再仅报道单一事件，而是能处理时空变化、群体差异、制度结构等复杂事实。深度调查与解释性报道由此具有更丰富的资料挖掘手段和表达方式，最新一届数字新闻奖获奖作品《毒铅贸易》，就结合血铅检测、土壤检测和贸易记录数据，揭示尼日利亚电池回收厂的污染与美国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之间的关联，直指全球贸易中隐秘的不平等问题。
因此，数智时代新闻真实内涵的重构，首先在于将新技术与当下的新闻生产相结合，使其服务于从事实采集到证据核验的整体过程。只有如此，在一轮又一轮技术变革中日益清晰的“客观世界”，才不会沦为名存实亡的“拟像”，而能真正成为新闻世界扎根于客观世界的条件。
（二）新闻世界的扩容：新闻实践吸纳经验世界层次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无法免于对人类生活中主观性的反思。吉登斯曾指出，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学与其研究领域之间不是“主体—客体关系”，而是“主体—主体关系”，社会理论的建构因而牵涉到研究者和作为研究对象的行动者的“双重诠释”。新闻学不等同于社会学，却同样面对这种反身性的影响。新闻所面对和反映的社会现实，不止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物理世界，还包括人们在理论反思之前就已自然生活于其中、经验于其中、相互理解于其中的日常世界。因而，新闻真实不等于对外部世界的镜像反映，新闻世界也必须以适当的方式纳入经验世界，才能更完整地呈现社会事实的意义结构。
新闻真实在理论上先在地包含经验层次，而从新闻的历史来看，这一层次是随媒介技术和新闻专业实践的发展逐渐显性化、制度化、正当化的。最早，人们的经验以见闻、传闻的方式随信使、喊叫者和游吟诗人传递，此时新闻世界尚在襁褓中，与经验世界几乎没有分离。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书写技术的提升，经验不再只被当场讲述，而是被抄写、汇集、分发，服务于帝国统治。印刷新闻与定期报刊一度致力于将奇闻逸事搬上新闻版面，大大丰富了新闻的内容，尽管那个“吓人的新闻世界”并不能反映当时大多数人的经验世界。19世纪末，大众报刊兴起，新闻的报道对象从政治、商业、精英消息扩展到城市生活、社会问题与普通人遭遇，诸如普利策《世界报》等媒体以故事化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全新、奇异、不可预料的生活体验”，拉动了大众新闻与严肃新闻之间漫长的道德战。这场论战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以平息：新闻专业主义为人的经验进入新闻设置了方法边界，主体经验须经过公认的程序才能为新闻所用。然而作为其核心意识形态的客观性理念在实践中总不尽如人意，于是二战后，美国出现了“调查性新闻”“解释性新闻”“精确新闻”等革新体裁，强调将主观意见以一种客观的、经验性的形式呈现出来，借鉴科学方法检验报道中的假设和陈述，传统报道中“零碎的真实”“经验的真实”从而被提升为“整体的真实”“科学的真实”，经验生活的层次由此真正被整合到现代新闻真实的内涵当中。
信息时代新闻业对真实的叙述不再满足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准化方式。新技术为人们日常经验的表达和传播提供了更多介质——眼动仪、可穿戴设备、情感计算等工具，可以深入捕捉人的感受和反应；短视频、直播、互动新闻等形态，则使身体、空间和情绪进入新闻文本。借助数字基础设施，社会公众的经验维度被大规模释放，原本私人性的日常新闻进入公共空间后，获得相应的可见性与公共注意力，被转化为形式上的非日常新闻，带来了“日常新闻的公共化”。近年来的网络热议事件中，不满房东“提灯定损”而发视频申诉的租户、组团“打卡”淄博烧烤的大学生、遭遇买家恶意仅退款千里索赔的榴莲商贩等“当事人”，均首先作为经验主体进入公共空间，在平台传播中将个人故事扩建为公共议题。当然，公共化的经验并不等价于新闻真实。随着传统传受关系中受众一方对新闻真实的判断更具主动权，自媒体传播中，个体生活的展示、个人情感的释放和对他者共鸣的唤起，常常构成所谓“流量密码”，造成“真实感”与“真实”的混淆。例如，董宇辉早期通过朴素真诚的人格形象与粉丝形成强情感联结，打下了后续历次争议事件中支持性舆论的信任基础，但本质而言，伦理意义上反映主体自我一致性的“真诚”与认识论意义上反映主客观关系的“真实”不可同日而语，遑论直播带货这一商业行为对叙事框架本身的影响。
新闻实践的历史反复证明，新闻世界对经验世界的吸纳和反映，须伴以生产规范和理念的与时俱进。只有使个体经验经过主体间确认和语境化解释，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公共领域发生关联，“经验的真实”才能成为新闻“有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闻世界的边界：新闻知识参与共同世界建构
新闻的本质是对话和沟通，从而尽力达成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理解，这也是坚持新闻真实的意义。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闻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式，主要描绘的是社会世界中共同世界的及时变化，这个共同世界“处于不断更新当中、由同时代人创造”，将人从周围世界中解放出来，借由阅读带来的抽象思维过程，开辟新的联结纽带；也使人从前人世界中撤离出来，缔造出对“现在”时间的感觉。于是，群体精神得以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得以成立，现代化的转型得以发生。
然而，如果将新闻对共同世界的建构理解为单向、积极的过程，那便犯了进步主义的错误。事实上，应当看到，新闻在扩大共同世界的同时，也在制造偏狭、虚假的“姆庇之家”。西方党派报刊将公共讨论替换为阵营攻讦，黄色新闻以煽情叙事激化民众情绪，战争宣传把复杂冲突压缩为敌我对立，殖民传播把他者经验排除于文明叙事……虽然新闻以对话为要义，但在这些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跨语境的对话却似乎不是媒体自觉为之的结果。新闻真实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原则，而往往体现为某种具体的、有立场的行为共识，譬如政令文书、官方通告以“权威的真实”为主要标准，而战争消息、危机事件总是遵循“希望的真实”的逻辑。
帕克（Robert Park）曾指出，新闻是以人的日常经验为来源的“知晓型”知识，而不是系统、理性、科学的理解型知识。这意味着，新闻的主要功能在于“定位”而非“告知”，即帮助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定位自身，判断正在发生的变化，从而调整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新闻发布后，往往会引发交谈、评论和讨论，“讨论总会激发意见和情感的冲突，而这种冲突通常会终结于某种共识或集体意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舆论”。最终出现的“公共舆论”已不是新闻，而是“对新闻的解释”。从这一过程来看，真正使新闻知识参与共同世界建构的，是传播的过程及其中包含的主体性实践，而不是新闻内容本身；所谓的“共同世界”也不是自然给定的或无边界的，而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权力结构下，经外化、客观化和内化的辩证循环形成。
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代社会，建构整个社会世界的机制正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新闻世界意义结构受到冲击的根源所在。库尔德利和赫普指出：“关于当今社会互动的基础设施的许多情形似乎与大多数早期社会理论的想象格格不入，然而，这种社会性在制度上相互依存的关系……从根本上与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现代媒介时代之初就已经具备的社会生活观几乎没有矛盾。”如今，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不再由印刷物或大众媒介单独完成，也不再仅限于民族国家这一单位；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得种类繁多的符号资源，包括区域共同体、同好社群在内的大大小小的新集体涌现，其中一些媒介化的集体甚至没有经历韦伯所说的“共同体化”的过程，而单纯通过数据统计实现个体的“累积”。一项跨平台实证研究表明，回音室效应与平台结构密切相关，Facebook、Twitter这类以社交网络和信息流算法为核心的平台，更容易形成同质化互动和立场隔离。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平台并不仅是承载既有社会分化的中性渠道，而是各自持续生产新的区隔和界限；公众看似处于同一个信息空间中，实际上却可能生活在由不同算法机制塑造的局部现实里，这进一步提高了跨共同体沟通的成本。
当新闻界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不再具有垄断性的影响力，数字时代的新闻真实在媒介实践的碰撞中逐渐成为一种“想象性的过程真实”——公众在不断获取、分享、评论以及消费信息的过程中实现对新闻真实的趋近，帕克所说的从“讨论”到“公共舆论”的集体决策，往往需经历真相反转、集体狂欢并最终归于理性的复杂过程。此时，想要跨越当下复杂社区或集体的边界实现沟通和理解，势必需要重造整个新闻传播实践和观念体系。
四、守正创新：数智变革下新闻世界何以清晰
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当代新闻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从新闻真实内涵的历史沿革可见，对新技术的运用是新闻业与时俱进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历史进步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曾出现大量泡沫，经时间检验后方能露出事物的本体，因而辨别哪些是泡沫、哪些是本体，在变局之下至关重要。
当代新闻业的实践中不乏对新技术的探索，移动化、智能化发展对新闻反馈机制、写作模式、体验方式和分发模式的再定义早在“ChatGPT时刻”到来之前便已开启。2011年前后，美国公司Narrative Science使机器写作进入新闻业视野。2014年起，美联社将自动写作系统用于企业财报报道；2016年《华盛顿邮报》推出Heliograf系统，实时更新里约奥运会赛事信息；2018年，路透社开发新闻生成工具Lynx Insight，借助算法分析金融数据、识别异常变化并提供报道线索。新闻文本和信息表达形式随之丰富，《卫报》团队在2016年就发布了第一部虚拟现实作品6×9，通过VR模拟单独监禁环境使受众体验空间压迫和心理状态，呈现了普通新闻视频难以传达的感官信息。中国国内主流媒体同样在近十年不断探索推动人机协同一体化。新华社自2017年发布“媒体大脑”，随后推出“MAGIC”智能生产平台，在2018年世界杯期间生产的视频总播放量突破一亿次，2019年投入运行智能化编辑部，使智能技术从单一服务并入现实生产流程。人民日报社的AI编辑部也将人工智能嵌入素材管理、选题策划、生产加工和内容发布等各项环节，形成覆盖全流程的智能生产体系。
然而必须承认，对新技术的尝试中总有机会主义和形式主义成分，由此留下一众不可持续的“半成品”。一些项目主要追逐技术风口，以率先采用某种新技术作为创新本身；一些项目偏重虚拟主播、沉浸场景等可见的形式奇观，却未能进入日常采编流程，也没有显著增强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新闻能力。事实上，判断一种技术应用是否真正带动新闻业创新发展，不能仅看它是否使用最新工具，而应考察它是否优化现行的生产问题，是否夯实或拓展新闻真实的内涵，是否发现过去难以发现的事实、覆盖过去无法覆盖的议题或改善某些固化、僵化的社会风气与观念。一些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为检验技术的应用效果提供了启发，但不论就数量还是体系来看，此类研究尚不足够。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编辑部工作模式和成本，比较人工、人机协同和自动生成内容的质量差异，分析不同技术对公众新闻信任和使用的影响，以及技术应用对不同地区、阶层和媒介素养群体的差异化效应等。
论及技术变革，人们常言“守正创新”，但现实是媒体市场上“创新”过多而守正不足，所以技术应用虽广而新闻核心能力增量有限。深入推进信息化条件下的传媒变革，首先要坚持新闻业的社会功能和使命，坚持新闻真实的核心地位，用行业和学科自身的主体性带动技术融入。归纳而言，可以从两方面为之。
第一，坚持现场。坚持现场首先意味着坚持事实第一性。在“二手事实”广为流传的平台化社会，记者在新闻发生地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行动，是获得原创报道、抵抗虚假信息的重要锚点。毛泽东同志曾在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要求，新闻记者应“巡视大江南北”“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还要“听到各个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在重大主题和突发事件报道中持续强化现场意识，《光明日报》自2022年推出“我在现场”专栏，要求“不到现场不写稿”，记者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基层和文化现场，用长不过500字的短新闻记录一线观察与感受；2025年夏季北京强降雨发生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新京报》等媒体记者徒手进入交通不便的失联村庄，持续记录群众转移安置、道路桥梁抢修等细节，向外界传递灾区情况。当数字技术使远程报道、云端采编日益普及，“在场”的稀缺性反而愈发凸显，此时，新闻媒体在空间层面的在场，既是新闻报道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新闻真实的直接凭证。
现场能提供的不止事实要素，还有专业判断得以生成的语境条件。记者自身的专业性和媒体机构的人民性，使得关于事件现场的报道不只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还有助于传达真相、弥合分歧、形成社会共同的语义空间，而其他主体对新闻现场的呈现则带有偶然性、自身利益偏向性。特别是在一些复杂新闻现场，职业记者的判断对于疏解舆情有重要意义。2016年，一则声称“北京西城区文昌胡同一套学区房以每平方米46万元成交”的网络新闻引发关于教育公平与社会阶层的争议，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为此进入文昌胡同实地走访，向周边居民、中介机构和房产交易环节核实信息，最终发现所谓天价成交并无对应记录，事件真相由此得到澄清，舆论也逐渐回落。当然，现场见闻并非必然带来真相，若媒体未能处理好一线信息，也很可能引发舆论反噬，因此诸如“重庆公交坠江事件”“成都女司机变道遭殴打事件”等“反转新闻”屡见不鲜。但越是如此，媒体越要坚持现场，主动进行事实核查和调研，纠正舆论引导系统的偏误，而不能坐等“自净”或者公众的“倒逼”。
第二，坚持实践。对新闻传播领域来说，实践首先指以新闻媒体为行动主体的新闻传播行为，这是狭义的定义。而在广义上，实践是“关于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总体性的活动”，它以客观物质世界为对象，以人的能动性和社会性为前提，构成了更广阔的历史命题的来源。新闻业目前在狭义的实践层面的危机，不仅要通过狭义的实践层面的探索来尝试化解，更要通过广义的实践导向的研究来引领突破。
坚持实践意味着以新的新闻活动反思和更新既有新闻理论。数智时代新闻学的任务不是简单为新现象命名，而是要从不断变化的新闻实践中提炼具有时代性的理论框架。以把关理论为例，智能传播语境下形成的“网络把关”“算法把关”“出版后把关”“大模型把关”等概念，固然能对新兴的新闻选择机制进行描述，但大多都是因时而动的理论修补，容易陷入“概念丛林”，亟需建构中层理论并建立应然层面的规范和价值。对现有理论的反思最终指向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西方学界所提出的“后真相”“信息失序”“平台资本主义”等用语，对解释全球信息社会危机颇有启发意义，却不足以完全概括中国新闻实践的历史性特征。中国新闻业在媒体融合、主流舆论建设、群众路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策路径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实践经验；中国新闻事业自近代发轫便被赋予“为民立言”的社会使命，由此孕育发展出的现代新闻舆论形态从而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特征。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换，新闻学正在逐渐走出职业边界，走向生活世界，走向更为广阔意义上的新闻学。学术界也应当随势而动，通过转换研究对象结构、凸显学科人文属性、开放学科间通路等多种方式，适应并推动这一正在进行中的转变。新闻以事实为基础，以对话和沟通为本质。对“事实第一性”的坚持使新闻不至于沦为主观意见的任意表达，对话和沟通则使事实不再是孤立的信息，而能进入社会关系之中，成为不同主体相互理解、协商和形成共识的公共资源。正因如此，新闻实践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在这样的实践中构建起来的新闻世界，才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容纳经验世界、建构共同世界。
【本文系国社科重点项目“媒介变迁、交往革命与人的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3AXW002）的研究成果】（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天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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