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国媒体《南德意志报》的最新观察在欧洲引发了剧烈震荡。回看过去的十年，“中国制造”在西方人眼中还常与廉价代工绑定，现实却是，中国如今已经在电动汽车、具身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等前沿科技领域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尤其是DeepSeek大模型，凭借极低的研发成本实现了媲美美国顶级AI的能力，直接打破了西方同行的技术傲慢。这种震撼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让陷入停滞的欧洲人疯狂试图破解中国飞跃的底层密码。
其实，关于中国崛起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全凭廉价优势，最新事实却印证，中国的科技繁荣建立在天量资本的持续倾注、极具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以及全社会的“技术乐观主义”之上。保守且财政紧缩的欧洲，注定无法照搬这套经验。
中国这套极具竞争力的超级产能和技术底座，绝非一日之功，背后经历了漫长且系统性的战略重塑。
人们经常说，中国的产能本质上是为全世界准备的，中国也因此被称作世界工厂。中国这套超级产能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在全球化减速的当下，这套产能又该如何调整？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中国在2013、2014年开启了一轮延续至今、周期很长的去产能进程。为什么去产能这件事会显得格外特殊？
首先，它会给经济带来一定阵痛，就是要淘汰一批低效企业，大量企业会在去产能周期当中倒闭。而且中国本身就是周期性开展这类调整动作。
这是一个值得深挖的问题，稍后会回过头，详细梳理中国产能扩张的全过程。去产能带来的结果十分清晰。
大约十年前，国内整体综合产能利用率维持在百分之六十二左右。在这漫长的去产能周期当中，2017、2018、2019年都处在调整阶段。
经过这一轮调整之后，国内产能平均利用率提升到百分之七八十，这已经属于比较高的水平。产能利用率提升之后，劳动力的收入获取能力也会随之提高，背后的逻辑稍后展开解释。
除此之外，行业集中化程度也会提升。那些弹性强、也就是低效的小型工厂被出清之后，行业头部效应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当然这件事存在两面性，行业集中度提升的同时，整个体系也会失去原有的弹性。先选取一个案例展开讨论，以煤炭行业的去产能为例。
1998年之前，国内煤炭企业数量众多，五千多家煤炭企业，从产能规模到企业数量，超过一半都是民营企业，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煤老板。大量小型煤矿，就是弹性产能，很多甚至存在不合规的情况。
只要市场出现需求，就可以快速组织人力开采。当年报纸媒体几乎每年都会刊发重点报道，内容大多是各类煤矿安全事故。
随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煤炭开采行业盈利能力快速恶化，甚至陷入亏损。在之后数年的周期当中，大批民营煤矿陆续退出市场，通过关停、合并、转让的方式结束经营。
度过这一轮周期之后，到2003年，能源供给再次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煤炭行业迎来新一轮繁荣，煤老板群体再度兴起，民营企业在煤炭行业重新走向兴盛。时间继续向后推移，2008、2009年金融危机来袭，行业再次迎来一轮调整。
之后行业发展要求转向规模化、自动化、安全化，企业需要投入大额资本，更新设备，完成现代化、自动化、安全改造。大量民营企业不愿意承担这笔长期投入，选择转让自身产能退出市场。
简单梳理下来，时至今日，国内煤炭行业前十家企业，合计产能占比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接近百分之六十。行业内企业数量大幅缩减，头部企业当中，国有企业占据主体，但前十名当中依旧保留有民营企业。
煤炭行业历史上出现两轮大规模民营资本退出，第一轮发生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根源是行业经济效益崩塌，企业被迫退出。第二轮源于安全、自动化、环保等硬性投入要求，不愿承担高额改造投入的企业选择出售产能离场。
煤炭属于能源行业，是国内最重要的基础产业之一，曾经以民营资本为主。经历多轮经济周期的洗牌之后，行业格局转变为以国营企业为主。
留存下来的企业，无论所有制，都具备规模化、现代化、管理规范的特征。煤炭行业去产能，完成了产能的综合管控，也为国内产业结构提供了稳定、性价比合适的能源供给。
但在集中度提升之外，去产能也带来弹性下降这个副作用。这也是过去几年国内两次遭遇限电断电问题的底层原因。
第一次发生在2021年夏天，全球供应链受疫情冲击运转不畅，而中国外贸订单爆发式增长。就在这个阶段，长三角地区出现用电缺口，遭遇限电。
根源就在于煤炭行业走向集中化、大型企业主导之后，供给弹性明显减弱。不再像过去存在大量小煤矿，市场需求上来就能快速开工、组织人力开采煤炭，这种快速响应的弹性已经消失。
从能源等底层体系的迭代就能看出，中国能在前沿领域取得成功，得益于跨世代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庞大市场规模，而这恰恰是欧洲面临行政繁复制约时无法复制的底层逻辑。中国的产能扩张，起始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步步持续增长。
可以理解为，产能持续扩张的背后，是需求端的持续拉动。加入WTO之后，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说法，中国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并非单纯服务国内市场。
同时，当时还有大量投资带来的刺激，这一点和美国也有关系，廉价美元资金持续流入，外商直接投资，也就是FDI源源不断进入中国，投向制造业，支撑产能扩张。这两个驱动因素是准确的。
回溯九十年代中期到2012年，也就是去产能周期启动之前，国内产能是如何一步步扩张起来的。这个过程里面，多条经济主线并行，里面包含很多相互关联的命题。
先从资金来源说起，扩大产能、建厂扩产，都需要资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加杠杆，依靠资金投入来完成扩张。可以搭配一张国内杠杆率变化的图表辅助理解。
在讨论资金来源之前，先把前面提到的需求问题继续讲透，也就是美国的需求。全球货币变多，居民手里可支配资金增加，消费需求上涨。
举例来说，原本一年购买三件衣服，收入提升之后，一年可以消费五件，需求上涨理论上会带动衣服涨价。但中国大量弹性产能随时可以响应需求。
工厂原本开工率只有六成，需求上涨之后，开工率可以提升到七成，甚至八成。这部分产能依靠临时招募工人运转，还会引发激烈的价格竞争。
只要订单带来的收入能够覆盖成本，工厂就愿意接单生产。当年媒体报道里，大量灵活用工的案例十分普遍。
工人提交身份信息就能入职，上岗工作一个月之后就可以离职，就业和离职的转换非常灵活。这种灵活的用工模式，支撑起弹性产能，也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弹性产能可以快速适应需求波动。第二，这类产能本身属于低效产能，依靠低价竞争，通胀压力在低价产品当中被消化。
这类临时工人缺少系统的职业培训，工作周期大多只有一到三个月，熟练度有限。这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流动性充裕、需求波动放大，理论上通胀走高的阶段，中国依靠弹性产能对冲了通胀压力，那么通胀压力最终由谁承担？
很大程度上，通胀压力被劳动力承担。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全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九十年代中期的百分之五十多，持续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多。
企业可以大量招募用工成本低、社会保障成本更低的临时工人，依靠临时工构建低价的弹性产能。这套模式可以承接外部需求，但代价是，临时工人获得的劳动报酬，低于稳定产业工人应应的收入水平。
居民工资性收入、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九十年代中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回落至百分之四十四，和这套用工模式有很强的关联。完成去产能之后，行业转向稳定的产业工人模式，工厂开工率维持在较高且稳定的水平。
这种变化，会逐步推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在去产能周期之前，也就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015年，中国的弹性产能是如何承接全球需求，消化全球通胀。
那么转折点在哪里？2013、2014年国内启动去产能，同步推进去杠杆、去库存。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同时，大量低效弹性产能被出清。
弹性产能减少之后，全球大规模放水带来的通胀，很难再依靠中国的低价弹性产能消化。可见，天量资本的持续倾注以及无数劳动者的艰辛付出，共同铸就了这座欧洲在客观上难以复制的科技与制造堡垒。
综上所述，欧洲之所以感到深深的焦虑，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终于看清了现实：中国前沿科技的崛起，绝非偶尔的红利，而是一场融合了超长体制规划、天量战略投资与全社会包容性试错的历史巨浪。
欧洲囿于短期的议会选举循环、繁冗的行政审批机制以及保守的社会心态，在财力和体制上都无法支撑起这样高强度的跨世代再造工程。与其对着无法照搬的中国模式追悔莫及，欧洲如今真正亟待解决的，是找回曾经那种拥抱未知变化的工程师精神与乐观勇气。
只有彻底抛弃固有的僵化傲慢，欧洲才不至于在下一个科技迭代的十年里，连遗憾出局的资格都彻底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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