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玲:风过枝头,她终于为自己蓬松羽毛

文||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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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TOURISM

近来关于贾玲的新闻,总绕不开一个“胖”字。我初时也不免随了众人,将目光落在她身形上,暗暗比较着《热辣滚烫》里那个拳击手与如今的模样,心里生出些莫名的怅惘,仿佛一个旧识,许久不见,竟有些生分了。

直到那日,我偶然读到她的访谈,才发觉自己原是错得厉害。镜头里的她,确是比先前丰腴了,下颌的线条柔缓下来,像一弯被春水浸润的月牙,失了凛冽,却添了温润。她谈及体重,竟没有半分避讳,反倒哈哈笑着,说了句极俏皮的话:“体重弹一弹,观众也好适应适应。”那神态,是全然松弛的,眉眼间再没了从前的紧绷,仿佛一株经了寒冬的树,抖落了满身的雪,在春风里舒展了枝桠。她说,先前那极致的瘦,是穿了铠甲去战斗,为着角色,日日啃着难以下咽的西兰花,把人的本能都快磨尽了;如今铠甲卸了,虽则不那么“好看”了,却实实在在是“活过来了”。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我心里,漾开一圈圈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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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起读过的《世说新语》里,记着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那王子猷乘了一夜的船,到了门前却折返,人问其故,他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从前只觉得这是魏晋名士的疏狂,如今却从贾玲的“弹一弹”里,品出了另一番意味。

人生许多事,大约也是如此,为着一个目标,可以“乘兴而行”,拼尽全力,把自己磨成一把锋利的刀;可若为着守住那刀刃的锋芒,日日夜夜在磨石上消耗,便失了“兴尽而返”的通透。体重弹一弹,弹去的是那件穿了十几年的铠甲,是她昔日赖以生存的盔甲。那铠甲曾护着她,在“女人说相声”是“禁区”的偏见了无路可走;后来那铠甲也困住了她,让她在所有人的期待里,必须永远好笑,永远圆润。如今她不要了,赤诚地、带着些许柔软的赘肉,走到人前来。这不是堕落,这是“放下”。

她的放下,又不止于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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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看到新闻说她解散了公司的艺人经纪部,又连着四年婉拒了春晚的邀约,连那让她家喻户晓的综艺《王牌对王牌》,也递了长长的请假条,不再常驻了。初看时,我和许多人一样,是有些错愕的。那些可都是她生命里的贵人,是扶着她一步步走上云端的天梯。可细一想,便又释然了。她如今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一部叫《转念花开》的电影上。为了这部电影,剧本改了十八稿,团队跑了十几个省,去采访那些从传销中走出来的人。

我不禁想到,那个从湖北小城走出来的姑娘,最窘迫时卖掉随身听换了二十块钱撑了一星期,后来跟着师父冯巩跑场子,住在东五环外冬天要盖报纸取暖的地下室里。那时候的她,哪里有什么选择权?所有能让自己活下去、让观众记住自己的机会,她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攥住。哪怕是把自己放在地上摩擦,扮丑、自黑、在《百变大咖秀》里模仿火风、周晓鸥,把师父冯巩气得直说她“以后还嫁不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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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笑,是她唯一的武器,也是她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如今她有了《你好,李焕英》和《热辣滚烫》的底气,终于可以对自己说一句:够了,我可以不必再那样笑了。这让我想起朱自清先生在《匆匆》里的追问:“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贾玲用她的前半生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做了很多,多到让所有人欢笑;而她的后半生,似乎在试着做“减法”,减去那些热闹的、消耗的、不属于本心的东西,把那个被层层包裹的“我”,还给创作。

更有趣的是,她自己说,她其实是个“悲伤体质”的人,情感波动大,极爱哭。这与大众心中那个永远乐呵呵的开心果,简直是判若两人。我想,或许正是这底色的悲凉,才让她对那些欢笑有着异乎寻常的珍惜与执着。母亲李焕英的骤然离世,是她此生再也无法填补的缺角,她把这份痛揉碎了,化成《你好,李焕英》里那些让人笑着笑着就流泪的镜头。如今她不笑了,或者说,不强迫自己笑了,那张脸上沉静下来,倒显出几分导演的庄重。沈腾说过,喜剧演员的自我消耗太可怕,她需要停下来。她终于停了,不再用笑声去交换一切。体重弹回来了,那些被笑声掩盖的、真实的疲惫与坚韧,也一并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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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如今这个坦然承认“胖了更快乐”的贾玲,我忽然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的身形像一轮满月,有着包容的弧度;她的神态像一池静水,波澜不惊却映照天光。她减掉的,从来不是快乐,是那件穿了十几年的铠甲。她找回来的,也并非只是体重,而是一个创作者对自己、对生活最诚恳的凝视。

正如她在采访中所说,好看的体重,远不及自在的心态珍贵。我们这些看客,也当慢慢适应才好。适应一个不必再为我们提供廉价欢笑的贾玲,适应一个把眼泪和思考都留给了作品的贾玲。她像一只飞了很久的鸟,终于寻到一根可以栖息的枝,不必再为任何人表演飞翔的姿态。风来的时候,便蓬松了羽毛,在枝头微微摇晃,那是属于她自己的、沉静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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