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北京贤良寺，直隶总督李鸿章奉召入京。此时的贤良寺，早已不是普通寺院，而是外省督抚进京时常用的落脚之处。官员住在哪里、带多少随从、如何使用驿站，都有明确规矩。所谓“陛见”，并不是地方官想进京就进京，而是朝廷对封疆大吏设置的一套定期召见制度。
它表面上是君臣礼仪，实质上也包含考核意味。地方大员离开辖区，来到皇帝面前，既要行礼，也要回答政务。皇帝借此了解地方军政、钱粮、河工和吏治，官员则借机会说明情况，表明立场。
但陛见并非人人都有资格。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在元旦入京朝贺。这个办法看起来整齐，执行起来却颇为困难。县令、知州、知府一旦离任数月，地方事务便可能无人主持；偏远地区官员往返京师，更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驿站资源。
因此，制度很快趋于收缩。到了明代中期，能够定期入京的，主要是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提督、总兵等高级文武官员。府、州、县官通常不在常规陛见范围内，除非遇到特别召见。
清朝入关后，基本承接了这一框架。清初，各省督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提督、总兵，都曾被纳入陛见体系。不过康熙中期以后，布政使和按察使因事务繁重，常规陛见被取消。此后，真正拥有稳定陛见资格的文官，主要就是总督和巡抚。
这也意味着，陛见资格与官职权力密切相关。总督往往统辖数省，巡抚掌管一省军政事务，二者被称为“封疆大吏”，自然属于皇帝重点掌握的对象。布政使主管财赋，按察使掌司法监察，虽然品级不低，却不能在没有皇帝特旨的情况下擅自离开任所入京。
至于几年进京一次，不能一概而论。距离京师较近的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总督、巡抚通常一年陛见一次。路程稍远的地区，则采取轮流方式。两江总督与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巡抚，往往分年入京，并非所有人同年行动。
福建、浙江、两广等地，也多由总督和巡抚交替入京。云贵、陕甘等地路远事务复杂，陛见周期还会延长，有的两年一次，有的三年轮替。若遇军务、灾情或重大政务，皇帝也可以临时召见，常规年限便要让位于特殊需要。
武官的周期更长。驻防将军、副都统往往分成几班轮流入京，三年或四年才能轮遍一轮。山海关、热河等地的副都统，通常三年奏请一次。各省提督、总兵多为三年奏请陛见，伊犁总兵则因路途遥远，往往任期届满后，无论留任还是调动，再行奏请。
台湾镇总兵更为特殊，通常只有升迁或调任时，才具备奏请陛见的机会。直隶提督则约为两年一次，马兰镇、泰宁镇总兵采取两年轮替。由此可见，清代陛见不是简单的“每年进京”，而是按照官职、地域、军政重要性分别安排。
入京也有一套严格手续。官员必须使用兵部发给的勘合、火牌，凭此调度驿站。总督、巡抚、将军随行跟班不得超过六人，护卫兵丁不得超过十五人，家属不得同行。若押运贡品或贵重物资，每辆车才可按规定增加兵丁。
这些限制并非小事。清初地方大员出行声势浩大，随员护卫多达数十甚至上百人，沿途驿站不堪负担。康熙以后，朝廷不断压缩仪仗和随从人数，目的就是防止官员借入京之名铺张扰民，也避免地方官把驿站当成私人资源。
督抚到京后，住处通常由朝廷安排，贤良寺逐渐成为外省大员常用的下榻地点。凭借随身关防，他们还可以向顺天府申请轿夫、护卫和杂役。这种安排体现出一个细节：官员离开本省后，仍然带有朝廷授予的权力标识，但一切行动又必须纳入京城秩序。
陛见时，皇帝究竟问什么，往往比礼仪本身更值得注意。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时，曾认真准备奏对，担心回答失当。可是召见过程中，慈禧太后问到的却是路上是否劳累、家中父母妻子情况如何。曾国藩没有料到谈话如此平常，一时颇感意外。
这件事说明，陛见既可能是严肃的政务考核，也可能只是皇权对地方大员进行确认和安抚的一种形式。制度原本要求皇帝当面察看臣下，但到了晚清，密折、奏章和电报等传递方式逐渐增多，地方事务不必全靠官员亲自进京说明，陛见的实际作用便慢慢发生变化。
所以，清代有资格常规入京陛见的文官，核心是总督、巡抚；武官则主要包括将军、副都统、提督、总兵等高级将领。至于频率，有一年一次，也有两年、三年，甚至任期届满才奏请一次。决定次数的，不只是品级，还有距离、军务、辖区大小以及朝廷当时的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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