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闺蜜64岁经常眩晕，检查多次无果，换大医院一查，终于找到原因

我叫苏锦华，今年六十五了，退休以前在县里的纺织厂干了半辈子挡车工，后来又调到工会。我要说的这个人，是我闺蜜，陈玉兰，比我小一岁，今年六十四。我们俩认识了整整五十年，从一九七四年一起进厂当学徒那天算起，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里，我们一起熬过三班倒，一起在集体宿舍里哭过鼻子，一起给孩子喂奶，一起退休，一起带孙子。我这一辈子，跟她说的掏心窝子话，比我跟我家那口子说的都多。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三年里，她被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病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又柳暗花明的故事。我得从头说。

玉兰这病，起得特别突然。那还是三年前的春天，农历二月初八，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她头一天刚过完六十一岁生日，我们还约着去跳了广场舞。第二天一早，她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带着慌。她说锦华，我今早起来上茅房，一抬头，天旋地转，跟坐转盘似的，眼前的东西全在转，我差点一头栽在地上。我问她摔着没有，她说没摔着，扶着墙站的，站了有一分多钟，慢慢又好了。我说你怕是起猛了，低血糖，赶紧吃口东西。她应了一声，挂了电话。

谁也没当回事。那年她六十一，我六十二，我们这个岁数的女人，身上哪儿有点小毛病，都习惯先归到"年纪大了"这四个字头上。胳膊疼，年纪大了；睡不着，年纪大了；走两步喘，年纪大了。眩晕也是一样，我想着，起猛了而已，喝点糖水就没事了。可谁知道，从那天起，这眩晕就跟个不请自来的恶客一样，赖上她了。

开始是一两个月犯一回，后来一个月两三回，再后来，隔三差五地犯。犯病最吓人的时候，是她半夜翻身。她说她正睡着，翻个身，头刚一侧过去，整个房间就转起来了，天花板往下掉，她吓得一把抓住床头，连气都不敢喘。有时候夜里犯病，她一个人在家——她男人前年刚走，孩子都在外地——就那么直挺挺地躺着，眼也不敢睁，动也不敢动，熬到那股劲儿过去。她跟我说，锦华，你不知道那个滋味，天旋地转的，人就跟着了魔一样，感觉自己要被甩出去，恨不能床板底下能有个地缝把自己夹住。我听她这么说，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

最凶的一回，是那年秋天。她在菜市场买菜，弯腰去挑一根藕，直起身子的一瞬间，眼前一黑，接着天就转起来了。她手里一袋子菜全撒了，人软软地往地上出溜。幸亏旁边卖豆腐的小媳妇手快，一把拽住了她。她蹲在地上，脸色煞白，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把周围人都吓着了。那回她坐了得有二十分钟才缓过来。卖菜的大姐说，大姐你可别是高血压，赶紧上医院吧。她这才害怕了，当天下午就去了乡卫生院。

这一去，就是长达两年多的看病路。

乡卫生院的大夫听了她的描述，量了量血压，一百五、九十五，高了。大夫说，你这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开点降压药回去吃吧。玉兰老老实实吃了两个月的降压药，血压是压下去了，可眩晕该犯还犯，一点没少。她又去，大夫又量，说血压控制得还行啊，那可能是颈椎的问题，长期低头干活，压迫血管了，得拍个片子。她拍了颈椎的片子，说是有增生，还有一节椎间盘突出。大夫指着片子上的一处说，看见没，这儿，压迫神经了，脑供血不足，所以晕。开了一堆活血化瘀的药，还有颈复康什么的，让她做理疗。

那阵子玉兰天天往卫生院跑，又是牵引，又是推拿，又是烤电，脖子让理疗师拧得"咔咔"响。折腾了俩月，她跟我说，锦华，钱花了不少，罪也没少受，脖子是松快点儿了，可这晕，还是隔三差五地来。而且她发现一个规律：这晕好像专挑她做某些动作的时候来——早上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抬头晾衣服的时候，仰头去够高处的物件的时候。但凡脑袋换个姿势，说不定哪一下，就给你来一记天旋地转。

我把这规律跟她说，她说跟大夫也说过，大夫说，那更说明是颈椎了，转头、低头、仰头，可不就是颈椎在使劲嘛。她一想，也对，就接着治。治到后来，她自己也说不清是治出来的信心，还是习惯了失望。

中间她还去看过好几个地方。镇上的老中医，说她这是"肝阳上亢"，开了二十副中药，苦得她直咧嘴，喝了俩月，没用。县医院的内科，查了血糖、血脂、血常规，做了一堆，最后说是"美尼尔氏综合征"，开了一种什么药让她吃。她吃了小半年，晕倒是不那么频繁了，可整个人蔫了，耳朵里还添了个嗡嗡响的毛病。她打电话问我，美尼尔是个啥病。我也说不上来，上网一查，说是一种内耳的毛病，治不好，只能控制。她一听"治不好"三个字，电话那头半天没吭声，过了好久才说，锦华，我是不是这辈子就跟着个病过了。

我心里也堵得慌，可嘴上还得宽她，我说你别瞎想，天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找对的大夫。这话后来竟成了真，可当时我自己说出口，心里都没底。

最让我揪心的，还不是她的身子，是她的精气神。

玉兰年轻的时候，是个多利索、多爱热闹的人啊。她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巧手，织布、裁衣、腌咸菜、蒸花馍，样样拿得出手。退休以后，她迷上了跳广场舞，天天晚上准时到文化广场报到，还当了领队，带着一帮老姐妹扭秧歌、扇子舞，风风火火的。自打这眩晕缠上她，她渐渐不去跳了。她跟我说，锦华，我不敢去，跳着跳着，转个圈，说不定就栽那儿了，那多丢人。再后来，她连门都少出了。买菜要挑人少的时候去，能不去就不去，怕自己在街上犯病，让人家当成耍酒疯的老太太。她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一点点缩到了那三间平房和一个小院子里。我去看她，见她一个人坐在屋里，窗户也不开，电视开着，声音很小，她就那么看着，眼神飘忽。有一回我隔着玻璃门看见她，正仰着头去够柜子顶上的东西，手刚伸出去，人猛地一晃，赶紧扶住柜子。那一下，把我看得眼泪都下来了。

我说玉兰，你这病，不能再在小地方耽误了。她叹口气说，该查的都查了，该看的都看了，还能咋办。她那语气，是认命了。

转折来得挺偶然。去年开春，我女儿从省城回来，跟我说起她婆婆也有个朋友，也是成天头晕，跑了好多医院没查出个所以然，最后去了省人民医院，挂的耳鼻喉科，一个姓王的大夫，进去没几分钟，做了个什么"翻身试验"，当场就给治好了，出来的时候，人跟换了个人似的。我女儿说，妈，要不你也劝劝玉兰姨，别光盯着内科、骨科看，这头晕的根子，有时候在耳朵里。

"在耳朵里"这四个字，让我一愣。我把这话原原本本转给了玉兰。玉兰将信将疑，说头晕跟耳朵有啥关系，我又不是听不见。可架不住我一再劝，也架不住她自己实在被这病磨怕了，到底松了口，说，行，去省城看看，就当再试这最后一回，再不行，我就认了，不看了。

去年四月底，我陪着她，坐上了去省城的高铁。她男人走了以后，孩子又都在外地，她这一趟出远门，死活不肯自己去，非拉上我。我说行，我陪你去，别说省城，北京我也陪你去。她这才笑了。那一笑，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老了不少。其实她一直不老相，皮肤白，眉眼舒展，就是这三年，硬生生让这病给熬出了一种小心翼翼的灰败。

到了省人民医院，人山人海。我们俩在挂号大厅里转了俩小时，愣是没摸清该挂哪个科。挂号窗口的小姑娘问，看什么病。我说，头晕，经常眩晕。小姑娘说，那挂神经内科吧，或者耳鼻喉科，看你自己。我一下懵了，这咋还看我自己。后来多亏我女儿提前帮着在手机上约了个耳鼻喉科的专家号，我们这才没白跑。说起来也怪不好意思的，我女儿在手机上"抢"那个号，抢了三天，跟年轻时候抢火车票似的，她说现在看病，比过去考大学还难。

等了两个多钟头，总算叫到号了。玉兰进去，我跟着。王大夫五十来岁，戴副眼镜，说话不急不慢，先问病史。玉兰就把这三年的经过，颠三倒四地讲了一遍，从二月初八早上那阵晕讲起，讲到卫生院、老中医、县医院，讲到吃了多少药、做了多少理疗，讲到半夜翻身不敢动。她讲着讲着，声音就哽了。她说，大夫，我这病三年了，查了那么多回，都说不出个准话，我到底是咋了。

王大夫耐心听完，没急着开检查单，反而问了几个特别具体的问题。他问，你这晕，是持续晕，还是一阵一阵的？玉兰说，一阵一阵的，来得快，去得也快，也就几十秒，最长不过一分钟。大夫又问，是不是一躺下、一起床、一翻身、一抬头，就晕得厉害？玉兰眼睛一亮，说对对对，就是这些个时候，大夫你怎么知道的。大夫又问，晕的时候，耳朵响不响，听东西费不费劲？玉兰摇头，说耳朵不响，听力也没觉得坏。大夫点点头，在病历上写了几笔，说，你先别急着下结论，咱做个检查，叫位置诱发试验。来，跟我到检查床这边来。

那个检查，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既简单又神奇。王大夫让玉兰平躺在检查床上，然后托着她的头，往一边快速地转过去，又让她的头往后仰，悬在床沿外头，保持着。我就站在边上，大气不敢出。玉兰的头刚悬出去没几秒，她突然喊了一声，说大夫，晕，晕了，转起来了。我凑近一看，她的两个眼球，正不受控制地、一下一下地往一个方向颤，跟拨浪鼓似的。我吓得腿都软了，刚要开口，王大夫已经把她扶起来了，语气里带着笃定，说，找到了，耳石症。你们坐会儿，这晕是耳石掉下来闹的，能治。

"耳石症"三个字，我头一回听说。我赶紧问，大夫，啥是耳石，是耳朵里长石头了？严不严重？王大夫笑了，说别紧张，这病听着吓人，其实是最常见的眩晕病，尤其像你大姐这个岁数，又是个女的，发病率特别高。他拿了个耳朵的模型，指着内耳的地方给我们讲。他说人耳朵最里头，有个管平衡的小器官，叫前庭，前庭里原来就长着一层像小石子一样的东西，叫耳石，是管着人身体的平衡和方位的。正常情况下，这些耳石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可有时候，人年纪大了，或者摔了碰了、生过病、劳累过度，这些耳石就会脱落下来，掉到旁边那三根半规管里去。这三根管子是感应人转头、抬头、翻身用的，耳石一掉进去，你脑袋一动，这些小石子就在管子里滚来滚去，一滚，就刺激到平衡神经，人立马就觉得天旋地转。等小石子滚停了，晕也就停了。所以这病啊，来的快，去的快，专挑你翻身、起床、抬头这些时候犯，而且耳朵不响、听力不坏——这就是为啥它老被当成颈椎病、脑供血不足、美尼尔来治。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转头看玉兰，她整个人都听傻了，嘴唇哆嗦着，半天憋出一句，大夫，那我这三年，那些药，那些理疗，是不是都白治了。王大夫说，也不是白治，是没治到点上。方向不对，药再苦也白搭。耳石症不用吃药，得靠手法复位，把掉进去的耳石，顺着管子，重新滚回它该待的地方。

王大夫让玉兰重新躺到检查床上，这回他亲自动手。他先让玉兰坐起来，然后按着她的头，快速地往一侧放倒，停一会儿，又让她整个身子跟着翻过去，再坐起来，再往另一侧，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一样，前后也就十来分钟。玉兰中间喊了几次晕，还犯恶心，想吐。王大夫一边做一边说，忍着点，马上好，耳石正在往回走呢。做完之后，他让玉兰坐着，缓缓，别动。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王大夫让她自己慢慢地躺下，再自己坐起来，再左右翻翻身，抬头，低头。玉兰战战兢兢地做，每做一个动作，都绷着身子，像在试探一口深井。做完了，她忽然不动了，坐在那儿，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嘴巴张着。

锦华，她喊我，声音是抖的，不晕了，不转了，一点都不转了。

我愣在那儿。就这么，好了？我闺女说的，进去没几分钟，当场治好，我原以为是夸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才知道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事，三年了，三千个日日夜夜，把她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居然就是耳朵里几粒比盐还细的小石子，滚错了地方。

玉兰坐在检查床上，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不说话，就是哭，肩膀一耸一耸的。我在边上，也哭。我们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在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诊室里，抱头痛哭，把王大夫哭得手足无措，又是递纸巾，又是说别激动别激动，情绪太激动也容易诱发。可我们哪里停得下来。她哭的是这三年受的罪，我哭的是终于啊，终于找到原因了。

从医院出来，四月底的省城，阳光特别好。玉兰站在医院大门口，忽然仰起头，慢慢地，慢慢地往天上看。她说，锦华，你信不信，我三年了，不敢抬头。不敢抬头看天，不敢抬头晾衣服，不敢抬头看一眼楼。我抬头看见那些楼，心里都发怵，怕一仰头，天就转起来。我顺着她的话，也仰起头。天很蓝，几朵云慢慢地走。她站那儿仰着头，仰了很久，忽然咯咯地笑出了声，笑得眼泪又出来了。她说，锦华，天不转，天真的不转，这蓝得呀，我都不认识了。

那天中午，我们在省城一家小馆子里，一人要了一碗牛肉面，还破天荒地喝了点小酒。玉兰举着杯子，眼圈红红的，说，这一杯，敬王大夫，也敬你，锦华。我这个人认死理，要不是你拽着我，我这辈子就真认命了。我说，别敬我，敬你那几粒不听话的耳石，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王大夫临走前交代了不少话。他说耳石症虽然手法复位效果好，但容易复发，尤其刚复位完那几天，头不能猛地转，不能弯腰低头捡东西，晚上睡觉枕头要垫高一点，尽量别往患侧睡，先观察一个星期。还教了我们一套动作，说万一哪天真又犯了，可以先自己在家做做看。我问复发率高不高。他说，单次复位，大部分人都能好，有个别需要再做一两次，复发的也有，但真复发了也别怕，再来做一次复位就行，不是什么大病。他说得云淡风轻，我听着，心里却沉甸甸的——这么简单的一个病，这么简单的一个法子，我闺蜜却生生熬了三年。

回来的高铁上，玉兰靠着车窗睡着了。三年了，她头一回在车上睡得这么安稳，头随着车子的晃动轻轻地点，脸上还带着一点笑意。我看着她，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我想，要是她第一回去乡卫生院，就能碰上这么一个懂行的大夫，能问一句"你晕是不是一翻身一抬头就犯"，她这三年，何至于此。可这话我又说不出口，也不忍心说。天下的病，没有一种是该被冤枉着受的；可天下的病，又偏偏有那么多，是被耽误着、错认着、将就着熬过来的。我不是怪谁，乡里的大夫不容易，什么病都看，什么仪器都没有，能把病人当回事，已经是好人了。我只是心疼她。

回到家以后，玉兰像变了个人。她先是在家里试探着做各种动作，起床、翻身、弯腰、抬头，样样都做，做一样，乐一样，跟她小孙子得了新玩具似的。过了几天，她确定真的不晕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了广场舞队。那天晚上，我陪她去的。她换了身大红的舞衣，往队前一站，喊了一嗓子"姐妹们，都到齐了吗"。那声儿，中气十足，跟我认识了她五十年的那个陈玉兰，一模一样。音乐响起来，她领头扭，转圈的时候，转得又稳又圆，一圈，两圈，三圈。我在边上看着，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队里的老姐妹谁也不知道她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只看见她又回来了，一个劲儿地鼓掌，说玉兰姐，你可算回来了，队里没你，那味儿都不对。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见人就爱念叨。碰见谁家老人说头晕，我就跟人家说，别光当成颈椎病、脑供血不足治，说不定是耳朵里的耳石掉出来了，去大医院耳鼻喉科看看，做个手法复位，几分钟的事。我女儿笑我，说妈你现在跟个医托似的。我说我不是医托，我是过来人，我看不得人再走我闺蜜的老路。真的，有些事，你知道了，就没办法再装作不知道。

如今玉兰六十四了，我六十五。我们俩还是天天见，早上一起遛弯，晚上一起跳广场舞，隔三差五约着去赶集、去爬山。她的眩晕，好了之后犯过一回，就去年腊月，可能是一时劳累，又有点晕。这回她不慌了，拉着我坐车去了省城，找到王大夫，又做了一次复位，前后不到二十分钟，出来的时候，俩人还在医院门口一人啃了个烤红薯。她跟我说，锦华，你看，这病啊，就是个纸老虎。你怕它，它追着你咬；你识破了它，它几粒小石子，翻不起大浪。

我深以为然。人这一辈子，活着活着就老了，老着老着，身上就开始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着，等老了要享福；真老了才知道，这福气，一半靠子女，一半靠自个儿的身子骨。而身子骨这门子事，说玄也玄，说简单也简单——找对病根，就跟找对人一样，找对了，天大的难处，也能迎刃而解；找不对，你转一百个圈，也还是在那口井里打转。

现在，我隔三差五还会想起那个春天的下午，想起玉兰仰着头看天，哭着笑的那一幕。我想，人这一生啊，其实最怕的不是病，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日复一日磨着你的绝望。所以但凡身边有人跟我说哪儿不舒服、查又查不出来，我总要劝一句：别灰心，别认命，也别在小地方将就，换个大医院，找对科室，再查一次。说不定啊，你耳朵里那几粒捣乱的小石子，一复位，天就蓝了，地就稳了，人也就又活过来了。

我把这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不为别的，就为让更多像我闺蜜一样的人，能少受几天罪。眩晕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它为啥来。知道了，它就是个纸老虎；不知道，它能把你一辈子的好日子，一点一点地转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