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劝所有儿媳,婆婆跟人过你别拦,我拦3年,现在里外不是人,昨晚她穿我买的睡裙去了老头家,我站在楼下没敢上去,到现在她没回来
我今年53了,在县城住着,老伴走得早,就一个儿子,娶了媳妇叫小敏,俩人都在市里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几趟。家里就剩我跟婆婆两个人,婆婆今年76,耳不背眼不花,腿脚比我还利索,一天能走两万步,早上五点就起来去公园甩鞭子,下午去老年活动中心打牌,晚上还要去广场跳一阵。她比我忙,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是那个老的。
事情得从3年前说起。那年开春,婆婆忽然跟我说要搬出去住。我当时正蹲在院子里择韭菜,手一停,问她搬哪去。她说搬去老赵那儿。老赵我认识,76,退休教师,老伴前年走的,住城东老家属院,一套两居室,干干净净的。婆婆说,老赵一个人过,她也一个人过,俩人搭个伙,互相有个照应。
我择韭菜的手没停,心里翻了个个儿。老赵那人我见过几回,穿个白衬衫,说话文绉绉的,不像是坏人。可婆婆这么大岁数了,搬去跟一个老头住,这算怎么回事?邻居怎么看?我儿子回来怎么交代?我嘴上没说,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妈,您这岁数了,搬来搬去的,折腾啥。”我说。
“我折腾我的,碍着谁了?”婆婆把脸一沉。
“您要有个伴儿,我不拦。可您直接搬过去住,这……这叫啥事啊。”
“叫搭伙。现在都这么办。”
我那天没再说话。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说:“妈,您看着办吧,我这边忙。”挂了电话,我心里更堵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了我大姑姐。婆婆就两个孩子,我老伴是老大,走了,就剩大姑姐一个,嫁在邻县,一年回来一趟。
大姑姐在电话里一听就炸了:“啥?搬去跟老赵住?不行不行,这传出去我们家的脸往哪搁?我妈糊涂了,你也糊涂了?”
我说我没答应。
大姑姐说:“你拦着,我这边也拦着,咱俩一起拦,她一个人还能翻出天去?”
我就这么拦上了。
头一回拦,是婆婆收拾东西那天。她把一个旧皮箱从床底下拖出来,往里塞衣裳。我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说:“妈,您先喝口粥。”她没接。我把粥放桌上,说:“您要去老赵那儿,我不拦您串门,可您搬过去住,这事儿我得说。您有儿有女有孙子,您搬去一个外人家,人家背后怎么戳我们脊梁骨?”
婆婆把皮箱盖一扣,抬头看我:“谁是外人?老赵比你跟我待的时间都长。你一天跟我说几句话?他一天跟我说几句话?”
我噎住了。
那天晚上婆婆没走,可第二天一早我起来,她屋里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皮箱不见了。我跑到城东老赵那栋楼下,站了半个钟头,没上去。我怕上去不知道说什么,也怕邻居看见我。后来大姑姐打电话来骂我,说我连个人都看不住。我说你自己来试试。
大姑姐真来了。从邻县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一进门就哭,坐在婆婆的床上抹眼泪。婆婆那天正好回来拿东西,大姑姐一把拽住她的胳膊:“妈,您不能这样,您这样让我跟我弟媳妇怎么做人?”
婆婆把胳膊抽出来,说:“我怎么做人,我自己还不知道?”
大姑姐说:“您跟老赵搭伙,我们不反对,可您得把证领了,名正言顺。”
婆婆笑了,笑得挺冷的:“我76了,还领证?领了证他儿子来分我房子?还是我死了他儿子来跟我孙子抢?你们那点心思,我还不明白?”
大姑姐不哭了,站起来,说:“妈,您这话说的,我是为您好。”
“为我好就让我自己过。”
大姑姐当天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说:“弟妹,我是管不了了,你看着办吧。”
我哪有什么办法。我能拦的,就是不去看她,不给她送东西,逢年过节也不叫她回来。我想着,她一个人在外面住不惯,早晚得回来。可我错了。她住得挺好,老赵给她买了新被褥,她还学会了用手机支付,隔三差五去超市买排骨。我在菜市场碰见过她一回,她穿一件我从来没见过的碎花外套,头发梳得溜光,站在卖鱼的摊子前挑鲫鱼。我推着车从她身后过去,没叫她。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越想越气。那件碎花外套是谁买的?老赵?她才跟人家过了几个月,就穿人家买的衣裳了?我给她买的那些衣裳,她一件都没带走,整整齐齐叠在柜子里,我打开柜子看见那摞衣裳,心里跟针扎似的。
后来事情就多了。先是婆婆把老家的钥匙给了老赵一把。这事我是从邻居嘴里听说的。邻居王嫂说,看见老赵来给婆婆拿冬天的棉鞋,自己开的门。我当时脸就挂不住了,说:“她给就给她呗,反正那房子我也不住。”王嫂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可我心里堵了好几天。那房子是我跟老伴结婚的时候盖的,后来翻修了两回,每一块砖我都摸过。老赵凭什么拿钥匙?
再后来,婆婆把老赵带回来吃饭。那天是中秋,我本来没打算叫她,是她自己回来的,还带着老赵。老赵手里提着一盒月饼,站在院门口,说:“弟妹,过节好。”我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锅铲,不知道该说什么。婆婆绕过我进了堂屋,把月饼放桌上,说:“我回来吃顿饭,吃完就走。”
那顿饭我吃得没滋味。老赵坐在我对面,吃菜很慢,筷子夹得稳,一看就是有规矩的人。婆婆给他盛汤,他接过去说谢谢,两个人之间那个自然劲儿,让我觉得自己才是个外人。吃完饭,婆婆帮我收了碗,在厨房里跟我说:“你别拉着脸,老赵人不错。”
我说:“我没拉着脸。”
“你脸上写着呢。”
我没再说话。她们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站在院门口,看着老赵给婆婆打着手电,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巷子口走。手电的光晃来晃去,照在墙上,跟水似的。我站了半天,直到那光拐了弯,看不见了。
大姑姐后来又来过一回。这回不是来劝的,是来要钱的。她说婆婆手里有一笔存款,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留下的,还有这些年攒的,大概十几万。大姑姐说,这笔钱不能落在老赵手里。我说你去跟妈说。大姑姐真去了,回来的时候眼圈红着,说婆婆骂她,说她是来要命的。大姑姐走的时候跟我说:“弟妹,咱俩算是白拦了。”
我没白拦。我拦出事儿了。
去年冬天,婆婆摔了一跤。在老赵家楼下,踩着一块冰,手腕骨折了。老赵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婆婆已经拍完片子了,坐在走廊的椅子上,老赵蹲在她跟前,手里捧着她的胳膊,跟捧个瓷器似的。我走过去,老赵站起来,说:“弟妹来了。”我点点头,去看婆婆的手。她手腕肿得老高,脸上倒没什么痛苦的表情,看见我还笑了一下,说:“没事,骨头没断。”
我站在那儿,忽然不知道说什么。老赵去交费了,走廊里就剩我跟婆婆。我说:“妈,回家住吧,我伺候您。”
婆婆说:“不用,老赵伺候我。”
“他一个老头,伺候得了吗?”
“他伺候得比你好。”
这句话把我钉在那儿了。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眼神跟三年前一模一样,一点没软。我没再说话,转身走了。走到医院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老赵正扶着婆婆往外走,婆婆一只手吊着,另一只手搭在老赵胳膊上,走得挺稳。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把婆婆那屋的被子拿出来晒了晒。晒完了又放回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晒。
事情到这儿还没完。今年开春,婆婆把老赵带回来了,说要在家住一阵。我没反对。她住她的,我过我的。可住在一个院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事情就多。老赵早上起来扫院子,扫得比我干净。婆婆做饭,做的是老赵爱吃的,清淡,少油少盐,我吃不惯。有一回我炒了个辣椒炒肉,婆婆说太辣了,老赵胃不好。我把锅铲往锅里一扔,说:“这是我家。”
婆婆没说话,端着碗进了屋。老赵跟进去,门关上了。我一个人站在灶台前,锅里的辣椒炒肉还在滋滋响,油烟往上冒,呛得我眼睛疼。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婆婆那屋灯还亮着。我站在窗户底下,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听不清,就听见婆婆笑了一声,低低的,跟年轻时候似的。我站了一会儿,回屋了。
第二天早上,婆婆跟老赵说要回去。我没拦。走的时候,婆婆把钥匙放在桌上,说:“这钥匙你收着,我以后回来再问你要。”我把钥匙攥在手里,攥得手心出汗。
她们走了以后,我把婆婆那屋的门关上了。屋里一股雪花膏的味儿,是老赵给她买的。我把窗户打开,风吹进来,味儿散了。
可事情没散。上个月,我在街上碰见老赵的儿子。他骑个电动车,从我身边过去,又停下来,回头叫我:“婶子。”我站住了。他说:“我爸跟您婆婆的事,我们做小的不掺和。可我爸那套房子,是我妈留下的,将来……”他没说完,我摆摆手,说:“你放心,我婆婆不图你家房子。”他笑笑,走了。
我站在街上,太阳挺大,晒得我头晕。回到家,我给大姑姐打了个电话。大姑姐说:“我早就不管了,管不了。”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看着墙上老伴的遗像,忽然想哭,又哭不出来。
昨天晚上,我去超市买东西,回来的时候抄近道,从老赵那栋楼底下过。天已经黑了,楼上的灯亮着。我抬头看了一眼,看见三楼老赵家的窗户开着,婆婆站在窗边,穿着一件睡裙。那睡裙我认识,是我前年给她买的,真丝的,淡紫色,她当时说太艳了,一直没穿。她站在窗边,手里拿着个杯子,跟屋里的人说话。屋里的人没露头,可我知道是谁。
我站在楼下,站了有十分钟。楼上那扇窗户里的灯光是暖的,照在婆婆身上,她头发白了不少,可腰板挺得直直的。她笑了一下,把杯子递过去,然后转过身,拉上了窗帘。
我站在楼下,没上去。我手里提着一袋子鸡蛋,塑料袋勒得手疼。我想上去敲门,想问她,那件睡裙你怎么穿了?你不是嫌艳吗?可我站了半天,脚没动。后来我把鸡蛋放在楼道口,转身走了。
走到巷子口,我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窗户还亮着。我站在那儿,风挺凉的,吹得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今天早上,婆婆没回来。
我给她打电话,她没接。给老赵打,也没接。我坐在堂屋里,看着桌上那串钥匙,那是她上回走的时候留下的。我拿起来,又放下。院子里的韭菜该割了,我没去割。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院子里,照在那把旧藤椅上,那是婆婆以前天天坐的。
我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手机,不知道该给谁打。邻居王嫂从门口过,问:“你婆婆呢?”我说:“在老赵那儿。”王嫂“哦”了一声,走了。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三年我到底拦了什么。我拦住了吗?没有。我拦住什么了吗?好像也没有。大姑姐不来了,儿子不回来,婆婆不回家。我把钥匙攥在手里,攥得发烫。
昨天在超市,我买鸡蛋的时候碰见老赵的邻居,她跟我说:“你婆婆人挺好,前两天还帮我拎东西呢。”我说:“是吗。”她说:“你婆婆跟老赵过得挺好,俩人天天一块儿买菜,一块儿遛弯。”我说:“哦。”她又说:“你婆婆穿的那件睡裙真好看,你买的吧?”
我没说话。我提着鸡蛋,从超市出来,太阳晃得我睁不开眼。
我今天早上起来,看见婆婆那屋的窗户关着。我走过去,推了一下,没锁。我推开窗户,屋里还是那股雪花膏的味儿,淡了。床上的被子叠着,枕头摆得整整齐齐。我站在窗边,往外看,能看见巷子口那棵老槐树,叶子绿了。
我忽然想起来,三年前婆婆走的那天,也是这个季节。她提着皮箱从这扇窗底下过,没抬头。我站在屋里,隔着窗户看她,她走得挺快,皮箱在石子路上磕磕绊绊地响。我当时想叫住她,嘴张了张,没出声。
现在我站在同一扇窗底下,看着巷子口。巷子里空空的,没人。
我不知道她今天回不回来。不知道老赵那儿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件睡裙她到底穿给谁看的。我就知道,我拦了3年,到头来,里外不是人。大姑姐说我拦不住,儿子说让我看着办,邻居说我管不了,婆婆说我不懂。
你们说,这事到底怪谁?是我一开始就不该拦,还是我拦得不够狠?要是你们摊上这种事,婆婆76了要跟人搭伙过,你们是拦还是不拦?是让她去,还是死活不让?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我就知道,那串钥匙还在桌上搁着,我每天擦桌子的时候,都把它往旁边挪一挪。挪完了,再挪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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