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美国律师埃迪陪父亲回密歇根老家,收拾祖母留下的东西。老屋里都是旧箱子、旧信、旧相册。翻着翻着,他们找到一张黑白合影。

照片是1933年在密歇根大学拍的。年轻的祖母维罗妮卡站在旁边,身边是一个中国男青年。照片正面写着一行英文:To Veronica with love, Benjamin。

祖母1992年去世,一辈子没跟儿孙提过这个人。埃迪对她记忆不深,她走时他还小。

他只知道祖母是波兰人后代,家里19世纪中期移民美国,她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长大,家里不富,靠自己考进密歇根大学,毕业后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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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这张照片时,她20岁。可上世纪30年代,with love不是普通同学随便写的。它可能只是亲近,也可能有别的意思。

埃迪不会中文,却拿着这张近百年前的合影,决定跨国找人:这个叫Benjamin的中国男人是谁?

旧校报里,他当主席,她当秘书

埃迪先查祖母。照片背面有祖母工整的字:“BenjaminKing”。有了英文名,他就能查了。他是律师,还说自己可能遗传了“侦探”基因,外祖父当年是纽约警探。

他对媒体说:“我想知道他是谁,还有他们怎么认识的。”第一站是密歇根大学学生报《密歇根日报》。

在公共档案库里搜“BenjaminKing”,跳出约20篇1931年到1933年的文章,多是聚会通知和演讲报道,话题集中在中日关系紧张、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后,这个中国学生没闲着,在校园里一次次站出来说话。

真正让埃迪心里一动的,是1933年5月一场国际学生世界事务会议的报道。

会上有个“世界政治委员会”,主持人是BenjaminKing,委员会秘书正是维罗妮卡·米尔斯。照片上并肩站着的两个人,原来是一起办会的搭档。

那时排华法案还没废除,美国舆论对中国留学生和本地姑娘走得太近,一直看不惯。

一个波兰移民家庭的女儿,和一个中国学生一起主持国际会议,在当时校园里并不常见。第二站是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

档案管理员调出这个学生的学籍记录:中文名拼作“GinBoMin”,父亲金元达,家住杭州马市街11号,1930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线索到这里卡住了。英文世界能给的,就是这串拼音。“GinBoMin”能对应很多汉字,接下来要翻的全是中文资料。

手机认出一个“金”字之后

埃迪只有一点日语汉字底子,是早年在日本工作学的。看中文档案,他基本看不懂。后来有线索,是在一份1949年上海扶轮社会员名单里。名单上有这个留学生的名字、上海岳阳路的住址,还有一张模糊的小照片。可名字是中文,埃迪认不出来。

他掏出手机,用相机文字识别去扫,只认出姓氏“金”,后面两个字怎么都认不出。一个姓,两个空格。他问同事、问中国朋友,也把差不多的名字组合一个个丢给ChatGPT去搜。

直到输入“金伯铭”,结果对上了:1930年代留美,后来是浙江兴业银行的银行家,和他手里的信息完全对得上。

埃迪后来说,像ChatGPT这样的工具,帮他看中文互联网和历史书时“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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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有了,这个人的一生还是空白。帮他把事情推快的,是同事詹青云,《奇葩说》第六季年度冠军。

2024年10月6日,她在微博讲了埃迪寻人的经过,帖子一夜爆红。埃迪的微信随后涌进约200条好友申请,“寻找金伯铭”成了中国网友的一场接力。

詹青云又牵线复旦大学段志强教授。段教授亲自跑到上海市档案馆,把档案一页页抄下来寄给埃迪。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人,身后站着一群懂中文的陌生人。

其实帖子爆红前,埃迪已经来过中国。2024年7月,他争取到派驻北京三周的工作机会,周末坐高铁去上海,雇导游找浙江兴业银行旧址、找扶轮社名册上的老住宅。

又赶到杭州马市街,想看看学籍表上的那个家。老宅早就不在了,他在杭州只待了大半天。

11月下旬,他第二次来华。这回在杭州,当地历史学会的仲向平手写了一份金家祖孙四代关系图送给他,詹青云也专程从东京赶来。埃迪说:“这次能来杭州真是太好了。”

杭州藏书世家的长子,回国当了银行家

一个名字被认出来,一个完整的人就从档案堆里慢慢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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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铭1907年生于杭州(一说1908年),家里几代都读书、藏书。高祖金应麟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回乡后建起藏书楼“豸华堂”。到父亲金元达这一代,“豸华堂”成了一家古籍书店。

他是家中长子,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家里几代读书,孩子先念教会大学、再坐船去美国,这条路在当时的江南人家不算稀奇。

在密歇根,他攻读市政管理,是校园里的活跃人物,离开前有三四十名同学为他送别。1934年他学成回国。

那时没有航班,只能坐客轮在海上走约一个月。据金伯铭外甥回忆,他急着回来,是为了安抚一直想他的奶奶。

回国后,他先在大学教书,1935年进了浙江地方银行,1937年7月受聘浙江兴业银行,任襄理。浙兴是“南三行”之首,在民国私营银行里是顶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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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档案馆至今保留着他在这家银行的工作资料。1939年11月,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银行实践》,这是最早用中文写成的银行机制专著之一,还被当过教材。埃迪后来用ChatGPT把这本书的大部分翻译过来,一页页读。

档案里也有他不那么顺的一页。上海市档案馆存着一份1945年的离婚记录:女方赵荷因起诉,理由写着“精神痛苦,不堪同居,为前途幸福计,唯有离婚”。

调解时,调解员问她为何离婚,她答“脾气不和”。问金伯铭是否真愿意,他答“我愿意的”。埃迪看了很意外:“在那个年代,离婚很少见,尤其无过失离婚。”

后来他再婚,与妻子王登龢相伴到老,生了三个孩子。

上海解放后,他离开银行,转做企业管理。据外甥回忆,特殊时期他吃过苦,但一直乐观,只是话变少了。退休后,他散步、种花、看报,每天给自己煮一杯清咖啡。

当年在密歇根讲台上一次次警告日本侵华的年轻人,晚年成了一个话不多、守着一杯咖啡的老人。

1990年他回到杭州,两年后祖母离世

埃迪能找到的金伯铭最后一次公开记载,是1985年夏天。那年他77岁,参加沪江大学同学聚会,合影登在校友杂志上。再往后的事,要靠亲人来补。

2024年10月20日,都市快报记者找到了金伯铭的外甥,一位83岁的老工程师金老伯。老人记得,1990年夏天舅舅生病住院,他去探望,“他抱着我就哭了”。

三个子女都在国外,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那年金伯铭去世,活了83岁,骨灰由老伴送回杭州,安葬在龙驹坞。两年后,1992年,维罗妮卡在密歇根去世。

两个人1934年分别之后,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见过面、通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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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金伯铭回国后曾再去美国,维罗妮卡一辈子生活在密歇根。一个在上海的银行里写书,一个在美国的讲台上教书。维罗妮卡生前从未向家人提起金伯铭;金伯铭是否提起过她,目前也没看到材料证明。

那句with love到底意味着好朋友还是恋人,埃迪有过猜想,却拿不出任何档案来证明。也有网友问,这样翻出老人的往事有什么意义,祖母未必愿意。

据流传的说法,埃迪的回应大意是,寻找本身就是意义,探寻真相的过程就是魅力所在。他也说过,祖母出身普通人家,一生都在密歇根,却和金伯铭这样经历丰富的人有过密切联系,“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酷的事”。

故事还没完。金伯铭的小女儿在美国从事医学研究,通过外甥转来的报道得知了这件事,感谢埃迪有心寻访,表示有机会可以在美国见面。

截至2024年12月的报道,两人还没见上。埃迪说,他想听她讲讲“不是存在于枯燥档案里和黑白照片中的金伯铭”。巧的是,这位小女儿前两年也曾专程去过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校区,那正是1933年那张合影拍下的地方。

一个美国孙子不会中文,跨国寻人,走遍了上海和杭州。

一个中国女儿,早先已经自己回到了父亲年轻时站过的校园。照片里的Benjamin,找到了。他叫金伯铭,1990年叶落归根,睡在杭州龙驹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