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6日，北京一家医院里，陈永贵因肺癌病逝，终年72岁。此时距离他离开国务院副总理岗位，已经过去六年。更少有人知道，临终前，他曾围绕家中一笔钱，重新修改过遗嘱。

这件事后来由他的儿子在接受采访时讲出。金额并不算大，却很能说明陈永贵晚年的处境：他曾经身居高位，却没有留下多少积蓄；他一再要求把钱交作党费，却又不得不为孩子的学业作出安排。

陈永贵1914年出生于山西昔阳，幼年随父亲迁到大寨。那个年代，普通农民很难靠几亩薄田养活全家。陈永贵早年给地主放牛，做过各种苦工，直到26岁才成家。生活逼着他早早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也让他对土地和粮食有着不同寻常的感受。

抗日战争时期，大寨所在地区局势复杂。陈永贵曾在当地伪政权中担任过维持会方面的职务，还加入过兴亚会。后来，他因相关事务被日军宪兵队关押约一年。日本投降后，他曾受到村里处罚。值得说明的是，现有回忆材料普遍认为，他任职期间没有留下欺压乡亲、替日军作恶的记录，因此事情并未演变成更严重的后果。

那段经历并不光彩，却也构成了陈永贵人生中无法绕开的部分。解放后，他分得土地和房屋，第一次真正感到生活有了依靠。1948年，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的变化，使他开始把个人命运同村庄建设联系起来。

大寨后来被人熟知，并不是因为口号先出现，而是因为一场场实实在在的劳动。面对旱灾、暴雨和水土条件差等困难，陈永贵带着村民修梯田、改土、兴修水利。活很重，风险也不小，许多工程只能靠肩挑手推完成。

1958年，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他文化程度不高，却有一个特点：愿意琢磨，也愿意下地。开会时讲不出漂亮文章，他就把话说得直白些；遇到问题，不在屋里空谈，而是到田间看土、看水、看庄稼。

大寨粮食产量提高后，还向国家缴纳了较多公粮。这个变化引起了各地干部和中央领导的关注。1964年3月，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期间向山西省委负责人陶鲁笳询问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随后，陈永贵到北京介绍农业生产经验。同年年底，他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受邀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

那次宴会上的陈永贵，仍带着农民的拘谨。面对中央领导人，他一度不知道该怎样说话。有人回忆，毛泽东曾让他不要紧张，照平常谈生产的方式讲就行。对一个长期生活在村庄里的农民而言，这种场合既是荣誉，也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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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经验受到重视后，陈永贵的职务逐步变化。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要分管农业。周恩来曾同他谈话，说明中央的考虑，也希望他把农村工作中的经验带到更大范围。

陈永贵对此并非没有顾虑。他清楚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担心难以胜任中央工作。据回忆，他曾表示不愿把户口迁到北京，也不想领取过多待遇。进入国务院后，他住进钓鱼台，身边配有秘书、司机和工作人员，反而让这个一辈子习惯自己动手的农民感到不自在。

他担任副总理期间，仍保留大寨的工资待遇，生活上十分节俭。有关材料称，他没有把高级干部待遇看成享受，平日衣着朴素，吃饭也不讲究。这样的做法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却反映出他对自身身份的理解：职位变了，农民出身没有变。

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来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晚年因长期吸烟患上肺癌，病情逐渐加重。临近生命终点时，他让家人清点存款，家中总共只有约8000元。

陈永贵原本打算把这笔钱全部交作党费。妻子却提醒他，孩子还要读书，家里不能一点备用钱都没有。儿子后来回忆，父亲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改变了原来的安排：“孩子上学，总得留一笔。”

遗嘱因此被改动。家中留下约3000元作为孩子的学费和生活支出，其余钱按他的意愿处理。关于具体数额，流传材料存在不同说法，但“临终前因孩子上学而修改遗嘱”这一细节，正是儿子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的内容。

这不是一份巨额遗产，也没有复杂的财产分配。对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人来说，身后留下这样的家底，显得格外寒素。可在陈永贵本人看来，钱首先要用在最急迫的地方，孩子的书不能因为父亲的坚持而读不下去。遗嘱改了，留下的仍是一个农民父亲最实际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