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河北石家庄井陉县武装部办公室里，三个工作人员对着两份体检表发了愁。
两个农村姑娘，身高体重政审文化程度全部合格，一个指标，该定谁？
这事搁在往年不算难题。
征兵时多准备几个候选人，总有人在某个环节被刷下来，最后剩一个正好。
可今年邪门，两个姑娘的表格反复看了三遍，连家庭成分都一模一样，爷爷辈都是根据地的抗日积极分子，家里都有人在抗战中牺牲。
工作人员分头去两家做工作，想探探口风有没有人主动放弃。
结果适得其反，两家人都觉得既然体检政审都过了，那就是组织认可了，十几口人前后脚涌到武装部，堵在办公室门口。
部长意识到，这事自己没法拍板了。
接兵部队首长听完汇报，给了个谁都没想到的方案既然两个人都合格又都不好放弃，那就再找一个符合条件的姑娘。
矛盾解决不了，就绕过矛盾。
我家就在公社旁边，名字也在武装部掌握的初中毕业生名单里。
1960年出生，初中读完回家务农，农忙跟父母下地，农闲跟奶奶妈妈学做针线活。
村里18岁姑娘出嫁的不少，父母托媒人给我说过婆家，但我不想这么早嫁人。
当兵的事压根没往自己身上想，公社就一个女兵指标，村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家，哪轮得到我们。
武装部的人到家里找我那天，我正在8公里外的二姨家帮忙带孩子。
哥哥借了辆自行车赶过去，我听完消息兴冲冲往回赶。
父亲带着我到武装部，部长看了看我的外貌，说时间紧张，马上安排体检。
公社卫生院为我一个人开通了所有体检项目。
常年干农活的身体没查出问题，政审也顺利通过，当天就定了兵。
第二天拿到入伍通知书和军装，那两个姑娘的家人都知道了这事，但木已成舟，两个姑娘在家难过了很久。
1978年3月，我和其他新兵一起到部队报到。
新兵连里有来自不同地方的50多个女兵，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野战医院，进了炊事班。
班里女战士占多数，但我心里不太痛快，以为女兵应该当护士或话务员，没想到成了炊事员。
班长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她刚到炊事班那两周，天天和我们三个新兵在一起，一起摘菜聊天看电视。
她说自己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野战医院有很多训练负伤和生病的战士，照顾好他们的伙食，也是为战友服务。
在班长的开导下，我慢慢放下包袱，投入到日常工作中。
7月的一天，班长带我去县城军粮供应站拉粮。
到门口我才发现，去拉粮的工具是马车。
班长说医院条件有限，汽车要留给病号和医务人员，后勤拉粮油都用马车。
从医院到县城有50多里路，班长挽起袖子，手握马鞭，一声吆喝马儿就听她指挥。
马车进了县城，路人都看着车上两个穿军装的姑娘。
军供站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办手续装车，用绳子把粮油捆牢。
迎着夕阳回到医院的时候，我觉得班长、马车和自己都挺美。
1983年我退伍回到家乡，县劳动人事局把我安排到县医院，可能是觉得我在部队医院待过。
之后一直在医院办公室和后勤工作，前些年退休。
那两个没能入伍的姑娘，后来嫁到了邻村。
偶尔在集市上碰见，大家也能聊上几句，但都不会提起1978年那个春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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