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趟航班原定从香港飞往雅加达，搭载的是前往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随行人员及外籍记者。周恩来和陈毅并不在机上，他们已因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改道经昆明前往仰光。
飞机起飞前，中国方面其实已经得到过危险情报。有关部门获悉，台湾方面可能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停留期间安放定时炸弹。北京随即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方面交涉，要求港英当局加强机场警戒。
提醒并没有被完全忽视。印度航空公司曾安排人员检查飞机，负责加油、清洁和装卸的工作人员也受到关注。可是，机场管理者并未真正意识到威胁的严重性。飞机比原定时间提前起飞，表面看一切正常。
大约经过数小时，飞机飞临沙捞越以北海域上空，机舱突然传出爆炸声。浓烟很快从机身下部涌出，火势蔓延至客舱，驾驶舱也受到影响。机长连续发出求救信号，试图寻找迫降地点。
“飞机失火，请求迫降！”
地面随即询问周恩来是否在机上。机长回答：“不在。”
这句回答，后来成为判断袭击目标的重要线索。几分钟后，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坠入海中。机上人员大多遇难，只有三名机组人员在飞机解体时被抛入海中，游到附近小岛，随后获救。
消息传到北京时，周恩来正在筹备万隆会议。他没有停留在震怒和悲痛上，而是立即要求有关方面督促印尼、新加坡及英国殖民当局展开搜救，同时查明失事原因，保护幸存者，并把遇难人员身份尽快核实清楚。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方面此前已经向英国方面提出安全警告，要求追究港英当局的监管责任。声明同时认为，这不是普通空难，而是针对中国代表团的蓄意谋杀。
英国方面起初强调，机场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并试图把责任归结为中方没有提供足够具体的情报。美国舆论则一度散布飞机原本存在机械故障的说法，但印度航空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围绕事故原因的争论，迅速变成一场外交交锋。
周恩来面临的选择十分艰难。万隆会议定于4月18日开幕，如果继续等待调查结果，中国代表团很可能无法按时抵达；但刚刚发生空难，刺杀威胁显然并未消失。
有人劝他暂缓出发。
周恩来却表示，会议不能因为危险而放弃，安全工作必须重新部署，但外交任务也要完成。于是，代表团改乘另一架飞机，经仰光前往印尼。进入缅甸领空后，缅甸方面派战斗机护航。周恩来还在仰光同吴努、尼赫鲁等领导人会晤，协调会议立场。
4月16日，周恩来、陈毅从仰光前往雅加达。途中因天气原因，飞机曾在新加坡降落。中国代表团当时尚未与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安全保障面临额外困难。经过短暂停留，飞机再次起飞，代表团于4月17日抵达雅加达，赶上了万隆会议。
空难调查并未因会议开幕而停止。香港警方逐一询问接触过飞机、行李和燃油的人员，后来把侦查重点放在机场地勤周驹身上。中国方面提供的情报显示，台湾方面的情报机构曾策划这次行动，并以重金收买机场内部人员。
调查人员认定，炸弹是在香港停留期间被安放的。周驹负责接近飞机并实施安装，背后还有负责联络、指挥和提供资金的人员。案件脉络逐渐清晰，然而真正的审判却没有到来。
周驹在案发后逃往台湾。香港方面多次要求将他送回接受审判，台湾当局却以英国与台湾之间没有引渡法律依据为由拒绝交人。香港警方抓获的部分涉案人员，也没有受到应有惩处，后来被释放并送往台湾。
1955年12月，英国方面收到台湾当局的正式答复，引渡要求被拒绝。至此，案件虽已查出关键环节，主犯却始终没有站上法庭。“克什米尔公主号”沉入海底，遇难者名单留在万隆会议的档案和各国声明中，而制造爆炸的人，在台湾方面的庇护下改名藏匿，逃过了法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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