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5日，北京三〇一医院，陈毅病情已十分危重。王震赶到病房时，陈毅已经难以完整说话，却仍强撑着睁开眼睛。两位老战友见面，没有长谈战局，也没有交代家事，陈毅反复提到一个名字：谭余保。
“湘赣的谭余保，你要照看好。”
王震俯身听着。陈毅停了片刻，又补了一句：“他这个人，性子硬，别让他受委屈。”
这段临终嘱托后来被许多人提起。陈毅为什么偏偏惦记谭余保？两人之间，确实有过一次险些酿成严重后果的误会。
那是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南方各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陆续面临改编和整编问题。陈毅奉命在江西、湖南一带传达中央精神，任务并不轻松。山中的部队与外界隔绝多年，既缺粮缺药，也担心国民党方面借谈判之机设下圈套。
谭余保当时负责湘赣边地区的重要工作，是一名从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干部。他长期在山里坚持，身边许多同志牺牲，部队又屡次遭到搜剿。对突然出现的陌生来人，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欢迎，而是审查。
陈毅抵达后，身份一度没有得到确认。有人认为他可能携带假文件，也有人怀疑这是敌人设下的诱饵。按照当时的环境，怀疑并非毫无根据。湘赣边的地下交通线多次遭到破坏，冒充共产党干部进行侦察的事情也确实发生过。
谭余保没有立即相信陈毅。按照流传下来的回忆，陈毅曾被控制起来，甚至遭到枪口威胁。谭余保情绪激烈，话说得很重：“你到底代表谁？”
陈毅没有争辩太久，只回答：“中央的命令在这里，是真是假，查清楚再说。”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局面的，不是几句解释，而是那些共同经历过的细节。陈毅提到井冈山时期的旧事，讲起部队转战时的路线、人员和战斗经过。许多事情只有亲历者才说得清，旁人很难凭空编造。
谭余保仍然没有马上松口。他派人核实情况，又让交通员向上级请示。陈毅被暂时安置在简陋处所，行动受到限制。那几天里，双方都在等待消息，山中的气氛十分紧张。
转机来自上级回电。项英等方面确认，陈毅确实是奉命前来，所带文件也没有问题。与此同时，西安事变后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红军游击队不再只是单独隐蔽作战，而要逐步走向公开整编，准备共同抗日。
真相大白后，谭余保非常惭愧。他曾对陈毅产生过杀机，这一点并不是普通争执，而是战争年代生死相系的判断。判断错了，后果就可能无法挽回。
陈毅却没有追究。谭余保向他赔礼时，陈毅只是说：“你守住这片山，也守住了队伍，谨慎一点没有坏处。”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分量却很重。陈毅明白，谭余保的怀疑不是个人恩怨，而是长期被围剿、被欺骗、被孤立之后形成的本能反应。对一个多年独立坚持的地方干部来说，中央命令固然重要，辨别真伪同样关系全队生死。
此后，湘赣边的红军游击力量开始接受改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陆续整编为新四军。陈毅后来担任新四军重要领导职务，谭余保也继续参加革命工作。两人并未因为那次冲突疏远，反而形成了一种带着旧日风雨的信任。
谭余保的性格一直很强。他在艰难环境中养成了直来直去的作风，对不合理的安排敢于提出意见。这样的干部，在战争年代有用，却也容易与人发生碰撞。陈毅熟悉他的脾气，所以在干部调动、生活待遇和历史问题处理上，常常替他说话。
1949年以后，谭余保在湖南工作，经历过多次岗位变化。到了晚年，他身体状况不佳，生活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曾引起陈毅关注。陈毅自己身处病中，仍然惦记这位旧战友，说明他看重的并不是对方是否曾经误解过自己，而是对方在湘赣坚持斗争时承担过什么。
1月5日夜里，王震听完陈毅的嘱托，连连点头。陈毅的声音已经很低，只说了几句，意思却十分明确：谭余保是老同志，过去的误会不能成为亏待他的理由。
次日，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那场发生在湘赣山地的误会，经过几十年风雨，仍被他带到了生命尽头。一个曾经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最后却成为他放心不下、必须托付给老战友照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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