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尚未正式向社会公布，一项极为棘手的任务已经摆到有关人员面前：如何在短时间内妥善保护遗体，既保证群众吊唁，也为后续长期保存争取条件。
这不是普通的医务工作。遗体保护涉及解剖学、防腐学、病理学、药物学以及温度控制等多方面知识，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更现实的是，当时国内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完全照搬，时间又格外紧迫。
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并不好。1975年冬天，他曾因肺部感染接受治疗，进食也变得困难，身边工作人员需要通过鼻饲等方式补充营养。病情稍有缓解，他仍然牵挂国家事务，曾会见外宾。
有一次，尼克松来华访问，再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已经难以连续说话，只能把部分意思写在纸上。会谈结束后，他坚持站起身与客人握手。工作人员想上前搀扶，他摆了摆手，仍然完成了这个动作。
这种细节，反映出当时外交礼仪背后的分量，也说明毛泽东直到生命末期，仍在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到了9月8日晚，他的呼吸明显急促，身体状况迅速恶化。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消息传出后，举国震动。中央随即研究治丧安排，其中一个难题十分特殊：遗体不能长时间按照普通方式保存，而群众吊唁、悼念活动又必须有序进行。就在这个时候，徐静接到通知，被要求参与遗体保护工作。
徐静当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方面的工作人员，长期从事形态学研究。她清楚，这项任务绝不能凭经验办事，更不能只靠临时判断。面对组织交办的任务，她没有急着表态，而是提出了三点要求。
她的第一点要求，是必须与相关医院和医学专家共同研究，不能由个人单独决定。第二点要求，是亲自查看遗体状况，掌握身高、体形、皮肤以及关节等具体情况。第三点要求，是留出准备药品、器械和技术方案的时间。
这三点看似简单，实际上很有分量。只有先掌握实际情况，才能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只有组织专家协作，才能减少判断失误；只有准备足够充分，才能应对保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化。有关方面同意了她的请求，徐静随即投入工作。
查看遗体时，工作人员需要记录多项数据，并观察皮肤状态、肢体情况和身体基础特征。随后，徐静返回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张炳常等人商议，组织相关人员组成工作小组。大家翻阅资料，讨论药剂、操作程序和保存环境。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逝世后的遗体保护经验，也成为他们研究时参考的资料之一。但两者所处年代不同，医疗条件和保存目标也不完全相同，过去的办法不能原样照搬，只能从中吸取经验，再结合当时的技术条件重新制定方案。
专家们很快发现，短期防腐与长期保存是两件事。前者主要是保证吊唁期间遗体状态稳定，后者则涉及保存器具、药液配比、温度湿度和持续监测等问题。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先完成短期保护，待纪念活动结束后，再开展长期保存工作。
吊唁期间，工作人员实行严密观察，反复检查遗体变化。那段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药物准备、器械检查、操作记录和人员分工，都有明确安排。徐静承担的压力很大，却始终坚持按医学程序办事。
长期保存地点同样重要。当时毛主席纪念堂尚在建设，遗体需要有一个过渡性的安放环境。经过考察和讨论，工作人员选定北京一所医院地下区域，随后对相关场所进行改造，设置专门保护室，并配备保存器具和监测条件。
在保护室内，遗体置于特制药液和适宜环境中，工作人员实行轮班值守，持续记录温度、湿度及遗体状态。每一次检查都有记录，每一项变化都要及时分析。这样的工作十分枯燥，却容不得半点松懈。
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落成并举行瞻仰活动。此前完成长期保护工作的遗体，被按照既定程序转送至纪念堂。此后，保护工作并没有结束，反而进入了更加长期、细致的阶段。
徐静后来继续负责相关管理工作，并于1982年担任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纪念堂内的环境控制、设备维护、遗体监测和人员值守，均需要长期坚持。对外开放后，瞻仰活动持续进行，保护人员始终按照严格制度工作，许多细节并不为外界所知。
关于遗体外观变化，工作人员也曾作过说明。灯光角度、观察距离、玻璃反射以及拍摄条件的不同，都可能造成视觉上的差异，不能仅凭肉眼印象作出判断。随着检测设备逐步改进，相关保护工作也形成了更加系统的技术流程，徐静当年提出的三点要求，则成为那场紧急任务中最关键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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