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22日深夜，浙江东部上空，人民空军飞行员张文逸接到命令：拦截一架正在接近宁波方向的陌生飞机。
那时的中国，雷达网刚刚铺开，空军装备也谈不上先进。面对从台湾方向飞来的大型飞机，地面指挥员最初并未立即开火，而是判断对方或许会像往常一样，在沿海边缘盘旋后离开。
情况很快变了。
23时17分左右，防空雷达发现目标高度和航向不断变化。它没有沿公海返航，反而越过海上区域，逼近定海、宁波一带，飞行高度降至较低位置。这样的路线，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擦边侦察。
敌机身份随后被确认，是美国海军所属的电子侦察机。机上装有专门搜集电磁信号的设备，可以侦测雷达、无线电台以及通信活动。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上海、宁波附近的机场、港口和海军设施，都有可能成为它重点搜索的对象。
驻沪航空兵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下达命令，要求虹桥机场战斗机升空拦截。张文逸驾驶米格—17起飞，另一架战机随后配合行动。
拦截并不轻松。
美机体型大、航程远，行动却不如战斗机灵活。它在公海和中国领空边缘反复穿插，试图利用界线制造麻烦。若在公海开火，容易给对方留下借题发挥的口实；若一味跟随，又可能让它完成侦察后从容离去。
指挥所给出的要求十分明确：等待敌机进入我国领空，在境内解决战斗。
这道命令背后，有军事判断，也有外交考量。敌机若在中国境内被击落，事实和地点都更容易查明，美国想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空间就会缩小。更重要的是，长期纵容只会让侦察行动越来越大胆，沿海防空压力也会不断增加。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态度十分坚决。他对空军领导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军飞机打下来。”
命令传到前线，飞行员们没有急于暴露位置。夜间能见度低，张文逸利用云层和黑暗接近目标。几分钟后，美机再次越过海上边界，飞向衢山、黄泽岛方向，航向直指宁波。
战机迅速缩短距离。
当双方相距六七百米时，张文逸第一次开炮，炮弹擦过敌机尾部，没有命中。美机察觉危险，立即掉头逃向外海。张文逸紧追不舍，在敌机后上方再次射击，炮弹击中左翼附近，机身很快冒出火光。
敌机速度下降，飞行姿态也开始不稳。
张文逸抓住机会，从三百米左右的距离发起第三次攻击。炮弹击中机腹，飞机发生爆炸，随后降低高度，坠入衢山岛东南方向海域。从第一次射击到敌机坠落，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战斗结束后，空军部队立即组织搜寻和打捞。残骸上的标识表明，这是一架美国海军电子侦察机。部分人员遗体被找到并依照人道主义原则处理，美国方面后来声称机上共有16名人员，但并未能全部寻回。
美国没有承认这是一次越境侦察，反而指责中国在所谓“公海”击落美机，试图把军事挑衅包装成国际争端。争论焦点集中在领海和领空范围，当时国际上对这一问题仍存在不同主张。
中国方面没有退让。
毛主席明确表示，外国飞机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必须坚决制止；对于中国领海范围，中国政府有自己的立场，不会因为外部压力而改变。后来，他又用“大炮所到之处都是我国领海”说明一个道理：领土主权不是纸面上的声明，更需要防卫力量来支撑。
有意思的是，这次事件并非孤立行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军机多次从台湾及周边基地出动，对中国沿海、港口和军事设施实施侦察。1953年，美国海军巡逻机曾进入广东沿海上空并遭地面火力攻击；1955年，两架美国舰载攻击机侵入浙江附近空域，其中一架被击落；1956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渤海湾附近被中国空军击伤。
这些行动的共同目的，是摸清中国防空体系和军事部署。雷达位置、通信频率、机场活动规律，甚至部队调动，都可能成为电子侦察的目标。表面上看只是几架飞机越过海面，实际却是在试探一个新政权的防空决心。
张文逸并不是临时被推到前线的普通飞行员。他出生于1929年10月，陕西大荔人，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经过航空训练后投入空军工作，曾参加抗美援朝空战，后来长期担负国土防空任务。
击落美机后，毛主席要求对参战人员予以嘉奖。对于刚刚起步的人民空军来说，这场夜间拦截不仅摧毁了一架侦察机，也证明了中国飞行员能够依靠雷达引导、战术配合和临战意志，守住自己的天空。
几个月后，毛主席在谈到帝国主义时，再次说出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并不是对军事力量差距的否认，而是对战争意志和政治判断的概括。空战中的三次射击，正是这层判断在现实中的一次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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