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大学毕业，面临着毕业分配问题。按照当时的政策，免费的师范生，必须回到生源的户口所在地，由当地的教育局分配去当老师。由于曲阜师范学院只在本省招生，因此原则上不能跨省分配。不像山东大学这种部属高校一样，可以分配到北京和全国各地。
一，毕业分配进无锡
大四的最后半年课程均已结束，剩余的时间，一是去实习。记得我们与77级政治系的同学一道，去了邹县一中实习，给学生试讲政治课。二是撰写毕业论文。这对于我来说非常容易。
因为毕业前，我就在几个大学学报上公开发表过几篇论文，只要选出一篇即可过关。三是考虑毕业分配的去向，大部分同学都没有什么门路，等待着国家的分配。也有少数几个同学有自己的想法，想去自己喜欢的城市和单位。我属于那种有想法的人，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山东社会科学院这种专门研究机构。因为自我感觉，自己搞科研还可以，而教学则不是我的长项。
为此自己托熟悉的老师联系了省社会科学院的人事处。当时的处长表示欢迎，但能不能有名额，不置可否。而随着毕业期的临近，这一愿望已经很难实现。于是便积极争取第二个方向，即去无锡与未婚妻团聚。
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无锡，在无锡提前领了结婚证，作为争取去无锡团聚的条件。当时对象杨秋陶在无锡的江苏煤田地质勘探一队工作，也积极地帮助做工作，请他的亲戚找了江苏省委组织部和人事厅的熟人，以我发表了几篇论文是人才为理由，发函同意接受我到江苏工作。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如愿分配到了无锡。
二，初入市委宣传部
1982年9月，我终于如愿到了无锡，并当作人才引进，没有当老师，直接进入了无锡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工作。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大院位于市中心的南禅寺西侧。大院里除了市委市政府办公室以外，只有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市发改委、人事局等几个单位在院内。市委宣传部专门有一座二层小楼，都是木地板的老房子。楼上有部领导办公室和部办公室.宣传科、文艺科等。楼下有理论科、党员教育科和资料室等，部门并不算多。
记得当时的宣传部的主要领导有市委常委，部长俞世福同志，有常务副部长郭宝塍同志。分管理论工作的副部长是薛一菁同志，她是个很有水平的女同志。理论科里有七八个人，是部里最大的科室。当时科里工作的，是浦文昌同志，还有副科长朱森壮，以及赵汉成、胡云龙、陆国军等几个同志。我是第一个以非党员身份而进入市委机关工作的。
（当年在理论科工作的留影）
宣传部理论科的主要工作，是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和理论研究三大块。这其中的理论宣传，是根据需要组织撰写理论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与市委党校联系多些。理论教育，主要是检查督促和指导各个部门和各县区领导班子成立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
当时无锡是个地级市，下属县区的宣传部和各市直部门，以及一些大的企业事业单位都是县团级单位，根据上级要求都成立了理论学习中心组。宣传部要经常去检查督促各单位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情况。而理论研究只是摆设，既无要求也无具体的任务。
各县区委的宣传部理论科长，各市直属单位的宣传科长们，会经常被召集起来进行理论培训。记得第一次讲课，在宣传科长理论培训班上由我主讲改革的必要性。
1980年代初中国改革刚刚兴起。大家对改什么和怎么改还不太清楚。由于自己经常读《经济研究》等杂志的文章，比较关注理论界的研究动态，因此在讲课中讲的理论内容比较多。在讨论中有些同志提意见，说我讲课的内容理论性太强，不接地气。我有些泄气。但是两位科长却鼓励我没关系，就这样讲，让这些宣传部门的科长们也增强一些理论知识。
受到鼓励以后，我更加积极备课，把理论界最新的争论，比如1985年召开了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上关于中国改革模式的争论也讲给他们听。许多同志感到深受启发，使他们有了宏观的理论思维。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我引用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的理论，讲了预算预约束软化，排队等内容，使他们开阔了眼界。
三，严打与整党
进入宣传部不久，我即经历了两次大的运动。.其一是1983年开始的严打，二是1985年展开的整党。
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些社会失范的现象加重，各地都有一些流氓犯罪团伙作案，造成了一些社会混乱。连邓小平的车队路过唐山时，都受到过菜刀队的袭击。由此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重从快打击流氓犯罪团伙的行动。由于当时法治还没有健全，因此这次大规模的严打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有些正常的男女交往和舞会也成了严打的对象。甚至有一批高干子弟也被重判枪决。
记得当时我对象所在的电视大学，有个做电教工作的老师是干部子弟，因为私录了两盘黄色录像带，也被抓了进去判刑。我当时曾被抽调去搞新闻报道，眼见大街小巷都是警车呼啸，抓了不少人，一片社会恐怖的现象。
1985年年初，中央整党委员会发出通知，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整党。我1982年入职，两年后即顺利地解决了入党问题。因为在党政机关，不入党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因此自己的入党十分顺利。记得1984年我还在市直机关入党宣誓大会上代表新党员作了发言。
1985年的整党我也参加了。这次整党，党员需要人人过关，检讨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肃清文革时期在“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自己的行为，并进行重新登记，以纯洁党员队伍。这次整堂过程中各位党员都检查和反思了自己在文革和以后工作中的言行。没有人发现有什么重大问题，因此都顺利的完成了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可以说是波澜不惊。
80年代初，由于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法治尚未健全，因此许多工作还是以搞运动的方式进行，包括严打和整党。这两个运动对于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的好转和端正党风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四，改革真好
1982年刚到无锡的时候，国家整体上还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记得刚到机关不久，就听说要分房。本来没有打算马上结婚，但为获得分房资格，便急急忙忙确定于1982年的国庆节去旅游结婚。
在当时计划经济的状态下，去一个地方要找旅馆都很难。当时也没有网络可以预约。我们第一站到上海，只能住在秋陶的舅妈家里。第二站到杭州，出了火车站之后就到处去找旅馆。拉在行李袋儿跑了好几家也没能住下，可见当时连住宿都紧张。最后只好在一个学校宿舍里求住了一晚。
刚到无锡的时候，每年年初都要发一些机动券。按照一些副食品商店的规定，几号券供应什么东西，在商店门口公布出来。然后我们就凭机动券去购买。当时就感到这种方法比在山东的时候发肥皂票，火柴票等办法要先进。供应肉、鱼、蛋等，可以凭机动券购买。1983年爱人怀孕需要补充营养，我还是托了机关食堂的一位叫“老山东”的师傅，买了一些鸡蛋带回家去。
1984年，改革的春风吹到无锡，无锡市政府反应很快。不知什么部门确定要打开大院围墙，机关带头开自己的商店。而且说机关干部可以入股。然后我们就多多少少入了一点股。
这个商店位于大院的西侧。专门拆了院墙盖了几间房子。商店开出来以后，非常红火。因为卖的东西好多是市面上买不到的，而且不要票。比如说商店里经常有排骨卖。经常看到人们排着长长的队来到机关商店买东西。那时我们不知道进货渠道在哪里，但是听许多老百姓说“改革真好”。改革以后可以吃到排骨了。这是真实的社会体验。
但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中央就发了通知，不允许机关经商。因此这个商店没多久就关门了。我们入的股也退了回来，好像也没分什么红。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人们从中看到了改革的好处。也就是一旦放开市场，短缺的局面将会改观。
到了80年代后期，农贸市场已经大部分放开。我所在的小区曹张新村，里面也有菜市场。每天早上有各地的菜贩到市场里来卖菜卖肉。小区里也有很多的大饼油条店，早餐可以到街上去买了，生活真是便利多了。记忆最深的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现杀的活蛇，拿回家炖了吃。这在北方是不可想向的。
五，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从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已形成了主要的思想潮流。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原有的一些社会秩序被打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
因此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就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四项基本原则有时候也会像一个紧箍咒，束缚人们的思想。因此80年代出现了一种逢单反右，逢双反左的现象。
逢单的年份往往是要反右。比如1983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等等。1987年初胡耀邦辞职，引起了知识界的一些动荡，反自由化成为重要任务。思想战线上的忽左忽右，使人们无所适从。党内也出现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
直到1987年党的13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样才把人们的思想集中统一起来。
（无锡宣传部的同事，左起：陆卫东、陈尧明、夏晓春，作者）
80年代的思想争论是激烈的。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200周年的大会上，周扬同志做了大会发言，题目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掀起了一轮思想解放的高潮。不久中央层面又批评了这个提法，引起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80年代中期，江苏还出现了一个“马丁事件”。即南京大学一位姓宋的青年教师化名马丁，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国外被转载，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去南京开会时还听了传达。
但江苏省委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比较稳妥，没有对这个老师进行追责和批判。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同志已经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思想比较开明，在一些重大的思想问题上把握了正确方向。
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运动中，作为宣传部理论科的一些同志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既要与上级的精神保持一致，又适时地控制着事态的发展。对于一些被举报的有所谓不当言论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保护，避免了打击面的扩大。当时人们已经逐步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危害，不想再重蹈覆辙。
六，“文化热”与无锡中青年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的成立
1980年代的中后期，在思想解放、时代变革和文化发展的共同推动下，出现了一种“文化热”的现象。最突出的就是出版了一批国外学术译著，如汉译世界名著系列。还有一些丛书如《走向未来丛书》等等。1979年出现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刊出了“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开启了“文化热”的大门。这实际上也是一次新的思想启蒙。
1985年上海率先以征文的方式召开了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对“海派文化”的讨论助推了上海的对外开放。这会议对无锡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宣传部理论科策划，主动与《无锡日报》联系，在《无锡日报》上发出了召开无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征文启事。
两个月的时间就征集到论文300多篇，通过评审入选了100多篇。这年夏天，在美丽的太湖之滨召开了一次“无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讨论了无锡的“湖派文化”现象，反思了无锡文化的保守有余开放不足的问题，为无锡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持。
通过这次征文和开会，我们发现了一批思想活跃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和爱好者。他们来自于无锡的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不少人有一定的理论根底和较高的写作水平。于是由我主动提出以此为基础，成立一个无锡市以中青年为主的群众组织，即“无锡市中青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会”，并获得了宣传部领导的支持。
1980年代中期，随着全国范围内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推进，一批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被选拔到领导岗位。宣传部的领导班子也发生了变化。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宗菊如同志担任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宗部长对我比较欣赏，也支持成立这样一个团结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学会。分管理论的副部长周解清同志，理论科浦文昌同志也都积极努力，不久就成立了由自己担任会长的无锡市中青年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市社科联与宣传部理论科联系紧密，当时的市联主席华祖春同志也给予了热情帮助。
研究会成立以后，不定期地搞了一些学术活动和论坛。先后讨论过无锡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苏南模式问题、无锡的“湖派文化”现象等。还经常请请一些著名学者，如上海师大的萧功秦教授，上海社科院的黄万盛先生等到无锡来讲学。还经常与一些到无锡访问的高层的理论界人士，如薛暮桥，胡福明，龚育之，郑必坚等同志进行座谈讨论，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促进了无锡的理论繁荣。
（薜暮桥同志会见无锡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1987年，为开展干部的正规化理论教育，无锡新成立了市委宣传部下属的事业单位一一市委讲师团和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师团与市社所挂一块牌子，实际是一套人马。自己为了评职称，主动要求调到市委讲师团，担任了市委讲师团的教研室主任，兼任市社科所的研究室主任。把学会的工作也带到了讲师团。原理论科的两位科长浦文昌和朱森壮，先后担任了讲师团团长。
彼时，宣传部理论科的力量有了新的充实，几个老同志提拔出去了新部门后，南大毕业的汪振新，北大毕业的夏晓春，厦大毕业的陆卫东进入了理论科，陈尧明，须俭两个与我同龄的同志调到理论科担任了副科长，我调讲师团后，由尧明同志主持理论科工作。
在讲师团的会议室，我们主要学会的骨干坚持了很长时间的每月5日晚上的聚谈会，团结了一批理论骨干。这批人后来有好几个人都考上了研究生走出了无锡，有的成了全国的著名学者。
六，调回山东
无锡是个经济发达、人文荟萃、风景优美的城市。当年去无锡自己费了很大劲儿。但是到了1988年以后，又有了调回山东的念头。
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主要是因为无锡的气候自己不太适应。与北方相比，无锡夏天闷热潮湿，酷暑难耐，每年夏天自己都要生一场大病。1988年8月8日，自己查出了急性肝炎，住了一段时间医院，期间反复思考了要不要调回山东的问题。无锡的冬天也很难过，长江以南没有取暖设备，冬天最冷时，房间里面曾经结冰，孩子几乎每年冬天手脚都要生冻疮。
二是考虑到无锡，毕竟是一个地级城市，平台比较低。许多全国性的会议，参加不上，自己的学术事业发展上也受到限制。如果能调回济南，到山东社会科学院这样的专门研究单位工作，可能更适合自己。
三是山东的一些老同学，老朋友也希望我回去。原来比较欣赏我的曲阜师大著名学者刘蔚华教授，当时已调到山东社会科学院任院长。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错过了调动就困难了。
1980年代跨省调动仍然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我首先向刘蔚华老师写信，表达了想回山东搞科研的愿望，到了他的肯定和支持。又通过无锡老友，江南大学袁振辉老师写信，向他的老同学姜代晓（时任山东省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副部长）推荐，通过他向刘院长打了招呼。再加上山东几位老同学的努力，终于在1990年底，接到了由山东省委组织部直接发出的调令，让我到山东社会科学院报到。
在无锡工作了八年后，我于1990年底回到山东，之后又设法将爱人杨秋陶从无锡电大调到山东省委统战部工作，由此完成了由江苏到山东工作的战略性转移。时年已经34岁。
回到山东以后，自己充分发挥了在科研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1993年晋升为副研究员，并担任了副处级的领导职务。1996年在我40岁时，因为成果突出，又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完成了从一个行政干部到专业技术人员角色的转换。
2025年5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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