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我对一个台湾人提出过“两个中国”的概念，该台湾人听见这句话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当然我说的是不他们理解的那种“一中一台”之类的鬼话，而是“海内中国”与“海外中国”。在中国大陆与港澳地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的“海内中国”主要实施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海外华人为主体的“海外中国”则主要实施的是某种“流亡体制”，即放弃政治主张、主打经济生存。
“两个中国”的统一点在于强悍的中华文化。
在强大的文化和族群认同基础上，国家主体和海外华人之间实际上是一种融合——缓冲——实验的关系，让东西方文化之间保持了一种非常高效的融合途径，也为中国提供了很大的经济缓冲区，也是在华人社会中开展安全的制度实验的空间。这一事实根本不会因为政治主张、军事割据甚至是个人情感所影响，是基因（主要指文化基因）方面的天然连接。哪怕是所谓的“润人”，恨意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你还“恨国”，你其实就还是祖国的人。如果你完全都不恨也不爱了，才能勉强说你脱离了中华文化。
就是这么诡异。
“海内中国”就不多说，这是个完整的国家；
“海外中国”值得一谈，人口体量算不上大，包括台湾、新加坡和海外华人在内人口加一起都不到1亿，他们以这个人口体量占据了世界经济活动不小的比例，东南亚一片华人甚至掌管着当地经济命脉。同时这个群体的政治实力相当孱弱，几乎不存在统一的政治立场，无法形成任何可观的政治实力，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内部的政治主张千奇百怪，根本不存在谁说服谁的可能性。
当然，他们也就不具备任何统一的军事实力。
总的来看，这是一个松散的、以文化和姻亲血缘为纽带的经济联盟。他们的经济基本盘还是华人群体本身，但触手早已伸向了全球，在东南亚一片掌握了所在地大部分商贸活动。
以1998年为界，这个群体有两个明显的历史时期。
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前，作为一个经济联盟他们也是需要一个“首都”的，即经济中心，为这一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和商贸洽谈沟通中心，以各地华人商会为事实上的“经济政府”。这个“经济首都”是有转移和纷争的，最早是香港，有一段时间则是台北，再后来新加坡快速崛起。
199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经济中心越来越多向大陆转移了。
这个趋势现在依旧在发生，随着“国企出海”带动民间资本出海，华人华商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离不开大陆，爱也好恨也罢都绕不开，现实就是如此。
“海外中国”构成成分极为复杂，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的海外遗民。我在泰国遇到过一对华人夫妻，已经完全不会中文，只知道祖籍泉州、明朝移民的。清朝同样产生了大量海外移民，民国自不待言，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一批移民已经是非常“新”的。
他们无论是爱，还是恨，离真正脱离中华文化还有很远很远。
这里我想指出文化基因上的顽固性。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其实相当简单但是极度成熟，与西方文化做比较可以明显发现，中华文化的传统支柱只有三个：儒释道。
1、儒家思想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以伦理纲常为核心，从家庭出发逐步扩展到“天下”，构成华人社会的基本秩序。
2、佛教思想解决“人的内心平静”问题，或者说“人与自己”的关系，以“诸相非相”为核心，从现世的虚伪性逐步扩展到整个人生的矛盾冲突如何解决。
3、道家思想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清静无为”为核心，从个人应对环境的方法问题逐步扩展到如何与整个宇宙和谐共处。
每个人的根性悟性不一样，能够理解的核心思想多少不一样，但儒释道三家的浅显理解，结合生活中仪式感，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自然渗透进每一个华人的内心深处，指导着华人度过自己的一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涵义，但它本身会以司空见惯的形式渗透进灵魂，你不需要主动，即使什么都不干也一样会发挥作用。
在文化基因面前，个人情感毫无意义。
在1840年之后西方理性主义主张对中华文化是产生了巨大冲击的，不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这次重大危机是以思想和哲学的形式为主的。与传统史学理解不一样，我不认为洋枪洋炮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危机，哲学危机才是最严重的。理性主义、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几乎起到了完全颠覆中华文化的作用。
这是一场全世界华人的共同危机，并不因为你居于哪个政权之下、哪个国家之内，有任何区别。西方理性主义，以发达的工业、强大的军队和富足的生活为外壳，冲击着每一个华人的内心，这是足以构成族群解体的危机。实际上也确实有大量华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他们随着不可避免的混血，放弃了一切关于中国的记忆，彻底消散在人群中。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这同样也是一场深重的危机，大清的倒台不是因为缺乏枪炮，恰恰是缺乏思想。五四运动打出“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号，也绝对不是“器用”层面的需要，而是意识到了底层问题所在。民国最终败逃台湾，不是蒋介石军事才能不足、兵力兵器不足，而是他解决不了核心的文明危机问题，文明“身体”本身的排异反应。
对于港澳台是一回事，在未能有效容纳理性主义的前提下，自始至终是撕裂的：要么干脆转投理性主义，要么彻底闭目塞听回到“过去”，中间地带是不存在的。普通人生活中大可以不去管这些高深的事情，但作为政体、作为政府，你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中华文明的支柱，从“三足鼎立”，变成“四蹄生风”，多出来的这条腿必须要消纳、整合、统一。
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回避不掉的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毛主席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就，出于立场有不同的评判，但是他作为一个文人、哲学家的贡献，是客观的、无法否认的。在中华文明整合理性主义的道路上，他的贡献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中国人的气质由此不同。
一方面，他是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智慧很多来自于中华文明本身；
另一方面，他成功整合了理性主义，在他1919年之后的生命中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并成功从哲学高度完成了这个事业。
单纯的从“革命领袖”角度去理解毛主席其实是个很狭隘的事情，他更多是一位以“革命”作为手段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书斋里诞生的哲学著作，能够产生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把哲学著作拿去指导军队、指导政府、指导革命并最终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可称为“实践哲学家”。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华文化本身从“儒释道”三家构成的“三足鼎立”结构，已经变成了结合“儒释道”三家核心哲学宗旨、理性主义实用性的“四蹄翻飞”结构，理性主义精神已经在中国内心里扎根。这个过程中当然包含了左右两派思想家的全部成果，包括鲁迅、胡适、章太炎、康梁等等，这本身也是一个激烈冲撞与整合的时代，我们当然不是否定这些哲学家思想家的贡献，只是真的能够完成整合、加以实施的，唯有他一个人。
在1949年到1976年整整25年的时间内，他更是可以有足够的舞台去完成实践。
25年，恰好是一代人的时间，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给中国人的一个巨大的恩赏：刚好塑造了一代人。
“海内中国”的确看起来很不一样了，不光是未经解放的台湾人，在新加坡人、香港人和海外华人眼里，这群人也的确有很大不同，从气质上就可以直观看出来。我经常尝试从他们的视角去看新中国的人，这群人既有传统“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根基，又有西方人那种理性主义的内在，在他们心中激发迷惑、怀疑甚至是恐惧，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当今中国人的气质是：
1、儒家的，讲究伦理纲常但打破了宗族社会，并以此构建全新的人际关系网络；
2、佛教的，讲究内心平静但打破了空虚寂灭，并以此调节自己的欲望和价值观；
3、道家的，讲究和谐共处但打破了逆来顺受，并以此调节自己与外环境的关系；
4、理性的，讲究客观唯物但打破了绝对理性，并以此处理现实问题解决现实矛盾。
这里面内容相当多，我不打算在一篇短文里就叙述完毕，只是大体上提供一个梗概，具体的内容会有专文阐述。这里提出这个观点，仅仅是体察包括台湾人在内的海外华人的观感：他们的确会直观发觉大陆居民气质上的不同。这个根本不需要什么哲学基础，就一个照面，精气神上的差异就出来了，不管你用什么感情色彩的词汇去形容，“不一样”都是存在的。
台湾人称呼大陆“中国”，是一种本能反应而已。
这是一种很尴尬的地位：既“是”，又“不是”，内心根子里的“三足鼎立”式根基还在，又看不懂“四蹄翻飞”式新中国人，激发了一种以“自傲”为外壳的强烈自卑心。随着大陆必然的经济发展、军事强大，这种哲学和心理学层面的自卑会愈演愈烈，外在表现的防护补偿性质的“骄傲”也会越来越强烈。
说到底，“赶不上”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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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龙牙是一名曾在西藏戍边数十年的退伍军人，他热爱文学和写作，对时政问题、社会新闻有着独到的见解。欢迎关注公众号“龙牙的一座山”、小号“黄科长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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