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上海市政府，陈毅刚处理完一批紧急文件，桌上却多了一张来自工商界的请帖。邀请人是荣毅仁和刘靖基，地点不在会议室，而在荣毅仁家中。上海解放还不到一个月，物价、生产、劳资关系都在剧烈波动，这顿饭看似寻常，实际上牵动着不少人的神经。
当时的上海，工商业基础雄厚，却也背着沉重包袱。国民党统治后期，交通受阻，原料价格上涨，企业资金紧张，工人工资拖欠，许多工厂处在停工边缘。新政权能不能保护正常生产，私人企业还有没有出路，工商界都在观察。
荣毅仁的请帖，正像一次试探。
他并不是单纯想请新任市长吃一顿饭。荣氏企业规模大、影响广，面临的问题也多。邀请陈毅到家里，一方面是表达礼数，另一方面也是想从这位上海市领导人的态度中，判断政府究竟准备怎样对待民族工商业。
请帖送到市政府后，干部中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担心同资本家接触过密，容易被人议论；也有人认为，刚接管上海，正需要了解工商界情况，不宜把正常交往拒之门外。
陈毅没有私下决定，而是把有关干部召集起来商量。这个细节很重要。私人宴请一旦摆到集体讨论的桌面上，就不再是个人关系，而成了了解情况、开展工作的公开渠道。
讨论中，有人提出：“还是不去稳妥，免得犯错误。”
陈毅听后回答：“吃饭也是做工作嘛。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
这句话并非鼓励干部放松警惕，恰恰相反，它说明陈毅所说的“去”，是带着任务去、带着原则去。他还表示，愿意参加的干部可以同行，手头有工作或有顾虑的，也不必勉强。
陈毅的判断，建立在对上海形势的把握上。接管城市，不能只靠行政命令维持运转。工厂要复工，原料要供应，工人要就业，市场要稳定，都离不开对企业实际状况的了解。倘若干部只在机关里发文件，不愿接触工商界，政策很可能落不到实处。
那次赴宴，陈毅带上了夫人张茜和孩子，也带了刘晓等有关干部。这样的安排，既有生活气息，也有公开意味：不是秘密会面，更不是利益交换，而是以正常交往打开沟通的门。
荣毅仁早早守在门口迎接。宾主落座后，陈毅手摇大蒲扇，没有急着发表长篇讲话，而是询问企业的原料、资金、工人和生产安排。谈得很细，也很直接。
“企业现在最难的是什么？”陈毅问。
荣毅仁回答：“原料和资金都紧张，工人生活也有困难，大家最怕的是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陈毅没有回避问题，只说：“把情况讲清楚，政府才好想办法。生产能恢复，对工人、企业和国家都有好处。”
这顿饭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宴席上的菜肴，而是面对面的交流。荣毅仁看到了陈毅处理问题的方式：既不摆出拒人千里的姿态，也不对资本家的困难一概不问；既强调国家利益，也承认企业和工人的现实需求。
此后，陈毅多次邀请上海工商界人士到市政府座谈，听取他们对税收、原料、运输和劳资关系的意见。对一些合理要求，政府研究解决；对涉及原则的问题，也当面说明。这样的往来，使工商界逐步摸清了政策边界，生产秩序随之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并没有把“团结工商界”理解成无条件迁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同时也要通过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服务于国计民生。交朋友，是为了把人团结起来；做工作，则是为了把方向讲明白。
1950年，全国税务会议在北京召开，荣毅仁应邀参加。过去，工商界面对税收多是执行，很少有机会系统表达意见。会上，荣毅仁围绕税率和税收办法提出了不少看法，发言较为直率。有人暗示他不要再讲，他当场表示，既然请工商界来提意见，就应当允许把话说完。
薄一波随后指出，不让受邀代表讲话是不对的。这个插曲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没有因此责备荣毅仁，反而邀请他赴宴。荣毅仁入席时颇为拘谨，周恩来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则以轻松的方式同他交谈，席间没有把一次发言变成政治压力。
这种处理，对荣毅仁触动很大。他逐渐认识到，参加国家事务并不意味着只能点头，也可以把企业和工商界的真实情况讲出来。回到上海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更多深入工厂，同工人接触，努力寻找企业经营与国家建设之间的结合点。
1955年，陈毅离开上海赴北京任职，但两人的交往并未中断。1956年，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荣家把企业交给国家经营，这一选择在国内外工商界都产生了影响。荣毅仁的身份，也由民族资本家转变为参与国家建设的工商界代表。
1957年1月，上海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举行。陈毅专程从北京赶来，向与会者说明毛泽东的意见，建议选举荣毅仁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有人认为，荣毅仁可以担任顾问或给予荣誉，不必进入政府领导班子。
陈毅没有绕弯子。他说，荣家是民族资本家中的代表，荣毅仁既有爱国表现，也有经营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在国内外工商界中能够发挥共产党干部不易替代的影响。
会场上的疑虑逐渐消散。荣毅仁最终当选上海市副市长。那顿家宴的意义，也在多年后显现出来：它不是一次简单的礼尚往来，而是新政权治理大城市时，对“怎样同不同阶层打交道”的一次具体实践。陈毅把饭桌变成了调查研究的场所，也把一次私人邀请，转化成了团结、教育和争取工商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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