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一点四十分，锅里的排骨汤正咕嘟冒泡。
周建民电话打进来，说在省城出差，客户差一笔周转款，中午前务必到账四万。
我一手举着手机，一手点开银行App，指头搁在转账键上。
正要按下去，小姑子周雨彤发了条朋友圈。
照片里是一座古镇石桥，我那口子就站在桥中央，穿着没见过的灰夹克，笑得眉眼都开了。
配文写着：陪爸妈出来走走，哥终于舍得笑了。
我盯着屏幕，半天没动。他在电话里说，他在省城开会。可那古镇离省城三百多公里。
指头从转账键上移开了。
我没输密码，没打电话质问，退出页面，把手机反扣在餐桌上。
那锅汤还在咕嘟咕嘟响着。
我关了火。
四万块，一勺都没少。
可这日子，好像从这一锅汤里漏出了什么味儿，我得先去弄明白才行。
01
那天剩下来的时间，我一直待在厨房里。灶台上的汤凉了，排骨凝出白白的一层油。我把它倒进砂锅重新温上，又盛了一碗出来，端到餐桌边坐下。
窗外的光一寸一寸地挪。楼上邻居家的电视开了又关。那碗汤从烫嘴喝到凉透，我也没动几口。
周建民是在当天下午两点多又发了条消息过来，就一句，钱的事帮我抓紧点。
我看了一眼，没有回。
消息提示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响了两次，我都当没听见。
说实话，结婚二十多年，我不是没受过这种急。
周建民在工地干了大半辈子，资金周转、垫付款、年底结账，哪样不是催命似的，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这边就得把折子翻出来。
他这个人做事一向有谱，不是真到急处不会开口。
可那条朋友圈梗在我心里，像鱼刺卡喉咙，怎么咽都觉得不得劲。
我把手机拿起来，又看了一遍。
周雨彤发的是九宫格，前几张是古镇的石桥、麻石板路，还有一碗桂花酒酿圆子。
后面几张拍了人，蔡玉梅站在廊桥底下，系着一条红丝巾。
周卫东坐在河边的长椅上，戴着深灰色的鸭舌帽。
周建民站在他们中间，笑得眉眼都弯了。
他的脸晒得有点黑，眼角的褶子被阳光照得清清楚楚。
我回忆起他用微信给我打电话时的背景音，那边头一直很安静，偶尔有几声汽车鸣笛。
他说在省城客户这边看现场，晚上还要陪人吃饭。
可他明明穿了那件灰夹克，站在一条有柳树的河边。
我放大了照片，又想缩小，手一抖，屏幕直接黑了。镜子里映出我自己的脸，刘海有点乱，嘴角抿得紧紧的。
当天晚上我没给他打电话。
八点多的时候，我自己吃了晚饭，把那碗彻底凉透的排骨汤倒进水池。
汤水顺着漏口转着圈流下去时，我心里也跟着空了一块。
这个家里，钱一直是我管的。
周建民每月工资留够烟钱油钱，大头都交到我手上。
我记账记了二十年，每一笔进出都写在蓝壳的本子里。
四万块不算小数目，可也不是拿不出来，卡上正好够。
我本想着第二天一早去银行，把钱转了了事。
可翻来覆去到半夜，越想越觉得不对。
他出差，为什么要骗我？
陪自己父母去趟古镇，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为什么不能明说？
枕边空荡荡的，我摸到他那边有些凉。
窗外的路灯把窗帘映出一块淡黄的影子。
我翻了个身，把被角拉到肩膀，闭上眼睛，脑子里却全是照片上周建民的笑。
在一起这么多年，他对着我的时候，已经很久没那样笑过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把钱从活期转到了另一张卡上。
坐在银行大厅里等叫号的时候，我给周雨彤发了条微信，问她哥这几天到底去哪了。
周雨彤隔了十几分钟才回我，说哥不是出差去了嘛，说是省城那边有急事。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又问了一句，那你周末怎么安排的，带孩子出去玩吗。周雨彤那边回得很快，说在家呢，哪儿也没去。
她说在家，可她昨天发的那条朋友圈，定位是雁溪古镇。
古镇离我们家一百多公里，光开车就得两个多小时。
我关掉对话框，把手机塞回包里，坐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
叫号台喊到我的号，我走过去，把活期账户里的四万块转成了定期存单。
工作人员问我存几年，我说先存三个月。
她要我签字的时候，我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最后还是签了。
走出银行大门时，太阳有些晃眼，我抬手挡了挡额头，心里莫名地觉得踏实。
那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心里始终不落地。又给婆婆打了个电话。“妈，你们在家呢？”
“在呢在呢，你吃过饭了啊？”婆婆的声音隔着听筒传过来的，背景里安安静静的，还能听到客厅那座老挂钟的声响。
我说，建民说他在省城出差呢，这两天没给家里来电话，您这边都好？
婆婆顿了顿，那头挂钟走了两拍，她才说，好，都好，你不用挂心。
她话音刚落，听筒那头远远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像是护士在喊号：八床周卫东，到三号诊室来。
声音很轻，可我听清了。
婆婆像是也听见了，话筒那头忽然一阵忙乱，随即她的声音就压低了：“玉雅啊，我先不跟你说，灶上还烧着水呢。”电话啪一声挂了。
我举着手机站在客厅里，听了很久的忙音，才把它从耳边拿下来。
八床。周卫东。诊室。
那个血缘上和我没有关系，却叫了快三十年爸爸的老人，他到底怎么了？
我回到卧室里。
周建民那侧的床头柜常年上着锁，里头放着他的私章和一些工地上的票据。
我第一次打开那排抽屉的底格，里面压着一件旧夹克，拉链头都磨得褪了色。
我伸手进去，指头碰到一个硬硬的角，抽出来，是一张雁溪古镇中心医院的导诊单。
上面印着日期，是他告诉我“出差”前三天。
诊疗科室一栏写着：消化内科。
患者姓名一栏，周卫东，年龄74岁。
导诊单的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下周五下午复诊，复查时把上次的片子一起带上。
我把那张纸折好，放回原来的位置。又把夹克原样压回底格，关上抽屉，退了两步坐在床沿上。窗外有风吹过，树叶沙沙地响了一阵。
我坐了很长时间，也没想出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解释。
02
接下来的两天，日子照常过。
上班，备课，改作业，买菜做饭。
我把手机关成只能收短信的模式，周建民的电话打进来几次，都直接进了语音信箱。
他第三通电话没打，改成消息，语气比前两次急了不少：玉雅，钱你能不能先垫上？
我这边真的等着急用。
消息发来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半。
我正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摊着一本老相册。
我翻到我妈六十岁生日那天拍的照片，她穿着件枣红色的毛衣站在饭店门口，笑得眼睛眯成缝。
那张照片拍完不到四个月，她就查出了胃癌。
从确诊到走，中间只有七个月。
我记得我在医院的走廊上蹲着哭时，周建民坐到我旁边，也没说话，就伸手揽住我的肩膀。
那阵子他请了长假，白天在医院，晚上回家把汤炖上，第二天一早用保温桶拎到医院来。
护士都夸他，说我嫁了个好男人。
后来我不愿意提“肿瘤”两个字，他也没提过。
就连我妈忌日那天，他也只是陪我回老家上坟，在坟前站一会儿，末了跟我说，走吧，回去给你下碗面。
他这人不会说体面话，可是我知道他怕我难过。
这回，他宁愿撒谎也不跟我说，到底是怕四万块钱的难处落到我头上，还是怕别的东西？
我把相册合上，关了客厅的大灯，只留了一盏壁灯坐在沙发上。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周雨彤发了一条消息过来，嫂子，你睡了吗？
我看了一眼时间，快十一点了。
我没回。
她又发了一条：明天我也放假，要不要我去你家坐坐？
我盯着屏幕想了很久，打了一行字，又删掉。
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好。
第二天是周六，周雨彤提着一兜橘子过来。
她进门的动静一向大，换了拖鞋就往厨房走，嘴里说着嫂子，今天我给你露一手，我新学会的酸菜鱼。
她低头开冰箱拿鱼的时候，我站在客厅口看着她。
她今天穿得挺素净的，没有化全妆，眼下有点乌青，像是没睡好。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隔了一会儿才开口：“雨彤，你哥到底去哪儿出差了？”周雨彤手里剥着鱼头，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头也没抬地接话：“就是省城那家建筑公司嘛，他跟我说过的。”我说：“省城哪家建筑公司？叫什么名字？”
她没答上来。
厨房里安静了十几秒。
她放下手里的刀，转过身来，脸上的笑有点僵：“嫂子，你怎么突然问那么细？”我看着她：“你那天发的朋友圈里，你哥穿的那件灰夹克，我在家没见过。”周雨彤的耳朵一下子红了。
她张了张嘴，想说句什么，手里那把刀又拿起来放下，最后只是说：“那……那可能是哥自己新买的，出差买个新衣服，不挺正常的吗。”
“那你呢？”我盯着她，“你不是说周末在家带孩子？”周雨彤低下头去，半天没说话。
她把鱼放进盆里，水龙头拧开，哗哗冲了一阵，也没什么意义地又拧上。
她终于抬起头来，声音低下去：“嫂子，你别问了，有些事……等哥回来自己跟你说吧。”
我点了点头，没再追下去。那天她做的酸菜鱼，两个人坐在饭桌上吃得很安静。她夹了几次菜，放进嘴里嚼着嚼着就停下来，像在想什么心事。
临走的时候，周雨彤站在门口换鞋，忽然转过来拉住我的手。
她的手心温热的，有点潮，像刚洗过鱼没擦干。
她说：“嫂子，你不管听到什么事，都别怪我哥。他就那个脾气。”我拍了拍她的手背，没搭话。
她走了以后，我回到卧室，拉开周建民床头柜底下的抽屉。
那件灰夹克还在，夹层里的导诊单也在。
我还是没有拿走它。
一整个下午，我坐在窗边想了很久。
导诊单上那家医院叫雁溪古镇中心医院，我没去过那个地方。
我在手机地图上搜了一下，从我们家开过去要一个半小时。
不算远，近得他完全可以当天来回。
他每天跟我打电话说在省城开会，说客户等着看账户流水，说四万块再不转就来不及了。
每一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些谎话，他编得很辛苦吧。
可我也很辛苦。
他怕我难过。可有人想过没有，这么瞒着我，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猜来猜去，我只会更难过。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头，把那张定期存单从包里拿出来，又放回去。
存款到期日是三个月后。
我在心里说：周建民，这钱你先等着。
等我知道你在哪，等你亲口跟我说清楚，这钱该怎么用，用到哪里去，我都会弄明白。
在此之前，谁来催我都不给。
03
周一的课排得满满当当。
上午两节语文，下午还有一节班会。
我站在讲台上点名的时候，台下一个男生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我点了他的名字，让他站起来再说一遍。
那孩子涨红了脸，嗫嚅着说：“老师，我今天早上看见您先生的车了，他好像没去省城，就在城南那个加油站拐弯。”班里几个孩子笑出声来，我压了压手，让他们安静。
男生说得无心的，我却愣了好几秒。
周建民的车是辆灰色的老途观，后保险杠上有一道我自己倒车剐蹭留的白印子，他嫌难看，拿贴纸盖住了。
那孩子家在城南的加油站边上，周建民的车要是路过那里往南走，多半是上了去雁溪古镇方向的省道。
中午下了课我没去食堂，坐在办公室里把那话翻来覆想去想。
本想问周雨彤，又觉得问不出名堂了。
她那个性子，要是想告诉我早就说了。
她不肯说的那些事，我撬也撬不开。
我打开手机上的通话详单，把周建民近三个月拨出电话的号码一个个看过去。
除了我和家里几个常联系的，还有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雁溪古镇。
频率很高，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有一通，大多在晚饭后七八点那阵子，有时一通能打二十多分钟。
我拿笔把那串号码抄在便利贴上，盯着看了一遍又一遍。这要是往外头去想，什么关系能天天吃饭的时候通二十多分钟电话？
我把便利贴折成小块，夹进钱包里。
第二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
开车出了城东那条道，上了往雁溪方向去的高速。
到古镇附近时天色已经擦黑，路边的民宿亮起灯笼。
我在镇口一家可以停车的小旅馆开了一间房。
前台大姐问我：“一个人来旅游的？”我说我来办点事，不一定住得住。
她也没追问，递给我一把挂着木牌钥匙的房门钥匙。
房间在三楼，推开窗能看见一条青石板的窄街。
街两旁的屋檐下挂着红灯笼，有几家店铺在卖桂花糕、木锤酥什么的，香气飘到窗口，腻腻的。
我把窗帘拉上，坐在床沿，拿出手机打开那个陌生号码，在通讯软件里搜了一下。
没搜到注册信息。
又用另一个地图软件搜，也没有直接显示。
我想了想，给我一个在医院工作的老同学发了条消息，问她认不认识雁溪古镇中心医院的人。
她回我说有一个护士长是她卫校同班，可以帮我问问。
我等了十几分钟，她发来一张手机截图：科室联系栏里写着“消化内科，朱建新医生，工号0641”。
跟详单上的号码对上了。
一个老男人，每天晚饭后跟我丈夫通话，每次都能聊二十多分钟。
我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当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画面：婆婆在医院叫号声里慌忙挂断的电话，小姑子欲言又止的眼神，灰夹克里的导诊单，还有那个频率高得不像话的陌生号码。
我甚至想过，周建民是不是在那边有个什么相好。
想来想去，又觉得不像。
他每天通话就只打给这个人，别的时间都在跟我联系。
时间也对得上，不像是在外面有人的人。
可要是没人，他为什么要撒那么大一个谎，带着老人和我小姑子一起瞒我？
那一夜我听着窗外的虫声，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迷糊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被楼下店铺卸门板的声音吵醒。
拉开窗帘，阳光照在青石板上，古镇醒了，街上已经有人在走动。
我洗了脸下楼，旅馆大姐正在门口扫地，见我就问：“姑娘，吃早饭了没有？那边王家小馄饨不错。”我说我不饿，问她：“镇上那个中心医院，离这儿远吗？”大姐手里的扫帚顿了一下，她说：“医院啊，出这条街左拐，走个七八分钟就到了。你哪不舒服？”我说没有，找人。
大姐多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去扫她的地。我揣着手机和钱包出了旅馆，沿着青石板路一直走。
04
古镇不大，一条主街走到头就是中心医院，白色的小楼，门口挂着一块有些褪色的牌子。
我站在街对面的杂货店门口，盯了一会儿大门口进出的人。
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自己盼着看到还是怕看到。
等了约莫两个多小时，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从医院后门绕到住院部那块儿。
透过玻璃门，我看到过道尽头有一把长椅，一个熟悉的身影侧坐在那里。
是蔡玉梅。
她低着头，手绢捂在嘴上，像是在抹眼泪，旁边站着的周雨彤弯着腰，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嘴巴动着，低声宽慰着什么。
她们没注意到我这边。
我往墙角退了两步，心口跳得厉害。
她们真的在这里。
周建民说他出差在外，电话里那么像回事，可他的老婆婆，就坐在这个医院里抹眼泪。
我顺着住院部的墙根往左边转，走了一段，抬头认出一间诊室门口挂的牌子，消化内科。
门虚掩着，透出一点灯光。
我隔着走廊远远望了一眼，看不见里面的人。
这时候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走出来，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他走到周雨彤身边，低头说了几句话，周雨彤站起来，跟着他往另一头走。
蔡玉梅一个人留在椅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心里头像被什么揉成一团，站了好一会儿，又退了回去。
我在医院外面的花坛边坐了一会儿，目光落在住院部楼下的宣传栏上。
玻璃框里贴着几张深色的宣传画，用粗体写着：消化系统肿瘤早筛，早发现早治疗。
旁边一行小字：胃部不适、便血、短期内体重下降，请及时就医。
便血。体重下降。肿瘤。
我攥着手里的手机，觉得指尖发凉。
那天下午我在古镇上走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青石板路上人来人往，有游客在桥头拍照，有小孩举着糖葫芦在追着跑。
我走到那座石桥，就是朋友圈照片里周建民站过的那座桥。
桥栏杆上系着很多红布条，风吹过来，哗啦哗啦地飘。
我扶着一根石柱站了一会儿，桥下的水绿油油的，慢慢悠悠朝东流。
傍晚，我远远看到周建民出现在医院门口，他穿着那件灰夹克，肩膀上挎着一个旧文件包，步子走得很快，进大门时跟门卫点了点头。
他比我印象里瘦了一圈，两边的腮帮子都没什么肉了。
他在门口站定，摸出手机拨了个号，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
屏幕上亮着两个字：建民。
我攥着手机，没有接。
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把手机贴到耳边，等了一会儿又放下来，又拨了一遍。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一遍遍振，像催命似的。
我咬着牙，关了机。
那晚我回到旅馆，坐在窗边听楼下的车声和人声渐渐稀下去。
手机开机后，屏幕里弹出周建民的消息：玉雅，你电话打不通，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隔了几分钟，他又发来一条：那钱明天能转吗，我这边真的很急。
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翻过身去，脸朝着墙壁躺着。
古镇的夜很静，连虫声都快要听不见了。
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全是走廊那一头的画面，蔡玉梅坐在椅子上抹眼泪，周雨彤弯腰搭着她的肩膀，她们谁都没看到我。
我在这座古镇上过着一种所有人都在瞒我的日子，而我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05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
窗外的雾气还没散，青石板上湿漉漉的。
我没在旅馆多待，揣着手机出了门，直奔医院。
住院部一楼不太有人，护士站有个年轻的姑娘正趴在桌上打瞌睡。
消毒水的味道从走廊那头漫过来，呛得鼻子难受。
我站在住院部的指示牌前看了一会儿，然后装成找人走错门的样子，在消化内科那层走廊里扫了一眼。
过道尽头的病房门开着一条缝，我看见蔡玉梅弯着腰，在床头柜上摆什么。
周雨彤靠窗站着，手里拿着个手机在发消息。
没看到周建民。
我沿着走廊走了过去，从门缝里看见病床上坐着一个人。
是周卫东。
他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靠在床头，脸色蜡黄。
我的腿肚子一软，站住了。
那些天堆积在心里的东西，那些没能得出答案的猜测，这一刻在那张病床前全都被钉实了。
他瘦了很多，眼窝凹下去，喉结在干瘪的脖子上凸起一块，精神倒还可以，正微微侧着头和蔡玉梅说话，语气温温和和的。
我听到蔡玉梅说：“你啊，就听建民的，把手术做了，省得我们一家子都陪着你操心。”
周卫东没接话，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说：“做啥手术，花那个冤枉钱。”蔡玉梅没再做声。我在门口站了很久，始终没有推门进去。
我转过身，往护士站走去。
值班的护士正好端着治疗盘从配药间出来，我走上前，声音平稳地问：“您好，请问九床周卫东家属，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叫一下？”护士看了我一眼：“您是病人家属？”我说我是他儿媳妇。
护士说：“周卫东的情况，他那儿子在照顾，刚下楼去办手续了，您要不等等？”
我点了点头，没有走。
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正对着病房门。
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照进来，把地板染成一条一条的。
我能听见病房里蔡玉梅轻声细语的声音，还有周卫东咳了几声，像什么东西卡在嗓子里，压得很低。
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电梯门开了，周建民从里面走出来。
他脚步有些急，一只手夹着个小公文包，另一只手捏着一张单子，像是刚从楼下办完什么手续上来。
他一抬头，看见了我，脚下顿时一滞。
那几步路，他走得很慢，像每一步都要在空气中鼓起十足的力气才能迈得开。
他看着我，张了张嘴。
我没动，也没有多少表情。
他走近了几步，手里的单子被他无意识地攥紧了，纸张皱出几道痕。
走廊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隔着那么两三步的距离，我看了他很久。
他的胡茬冒了出来，眼底下一片乌青，颧骨突出，整个人看起来像被什么熬干了一圈。
他说：“玉雅……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那声音又低又哑，像石头碾过沙地。
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开口时，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陌生：“周建民，爸住院，这么大的事，你告诉我一声又怎么了？”他垂下眼皮，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声说：“我不想让你再跑医院了。你这几年……身体又不是太好，当年妈那事你熬成什么样，我又不是没看见。”
“所以你就瞒着我，一个人扛？”我看着他的眼睛，“你自己胃不好，总说没啥事，你真当你瞒得住？”
走廊里安静了片刻。
他像是要伸手拉我的胳膊，抬到一半又垂了下去，只是攥着手里的单子，指节用力得泛白。
他又沉默了一阵，终于说：“爸他有胃底的肿瘤，定了下周三手术，还没确定是良性恶性。预交金得四万八。”
四个字像石头一样砸在我心口上。
我看着他那张熬得发灰的脸，站了很长时间。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个广播在说什么，外头阳光白花花地亮着，四周脚步声来来去去。
可我没再说话。
我慢慢从包里拿出那张定期存单，展开，放在他手里。
他低头一看，又抬头看我。
我说：“四万块，我存在这里，本想着你跟我说清楚，我就给你。今天你跟我说了，我明天早上去取。”我转过身，没有等他回答，走了出去。
走出住院部大门，阳光猛地刺进眼睛里。我没有回头。可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06
第二天早上八点，银行一开门，我第一个进去，把那笔还没捂热的定期存单解了，加了自己的八千块，凑成整数转到一张活期卡上。
工作人员递出回执单的时候，我看着上面的余额，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笔钱原是备着家里应急的救命钱。
现在真的救命用了，只是躺在这张卡上，一分没少。
从银行出来，我没有直接去医院，先回了一趟旅馆。
我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
眼圈有些浮肿，昨晚没有睡好。
我用凉水洗了洗脸，又理了理头发，换了一件妈以前给我织的枣红色毛衣。
照了照镜子，我把那件毛衣又换下来，搭在椅背上。
站在穿衣镜前，我看着自己，终于拉开房门，下楼退房出了门。
到医院住院部时，快到中午了。
走到病房门口，门掩着，里头很安静。
我推开门。
蔡玉梅正坐在床边削一只苹果，见了我，手里的水果刀和苹果一滞。
周卫东躺在病床上闭着眼，像是在打盹。
我没出声，轻手轻脚走到床头柜边上，把那张活期卡放在柜面上。
蔡玉梅的眼眶突然就红了。
我没有说多余的话，只轻声说：“妈，医药费我带来了，下午去缴费。”蔡玉梅放下苹果，伸手在眼睛上擦了一把，嗓子里嗯了一声，又背过身去。
周卫东醒了，看见我站在床前，老半天没说话，最后把被头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
他哑着嗓子说了句：“玉雅……让你费心了。”我坐下来：“爸，您说这话干什么。一家人，哪有什么费心不费心的。”
中午周建民从外面进来，手里拎着两个饭盒。
看见我坐在床边，他的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他把饭盒放在床头柜上，蔡玉梅去外面走廊上，像是去找热水。
周建民在我旁边站着，隔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问：“钱……转过去了吗？”我说转了。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肩头微微往下沉了沉。
可他没有坐下来。
他在床边的塑料椅上坐下，双手撑在膝盖上，看着地上的瓷砖发呆。
我看不见他的眼神，只看到他后脑勺上斑斑的白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那么多。
那天下午缴费时，收费窗口的姑娘把回执单打出来递给我，上面清清楚楚印着支付方式一栏：银行卡转账。
我看了一眼，把回执单叠好放进包里，没有拿出来给任何人看。
傍晚，我给蔡玉梅和周卫东各买了一碗小米粥，温温的，软和好克化。
周卫东靠在床头，端着碗一勺一勺地喝，喝到一半放下碗，抬头看着我说：“玉雅，爸这辈子没求过人，这回……算爸欠你的。”我正给他往桌上摆咸菜碟，听他那话，手上的动作顿了一顿。
我没抬头：“爸，您这话我不爱听。哪有儿媳妇给公公交钱是欠不欠的？”他不再说话。
那头蔡玉梅背过身去，抹了一把眼睛。
那天夜里我没有回城里。
周建民在病房外的走廊上租了一张折叠床，我也没回旅馆。
蔡玉梅和周雨彤回了镇上找的住处。
周雨彤走的时候拉住我的袖子：“嫂子，今晚……”我说没事，你们回吧。
走廊里的白炽灯嗡嗡响着，折叠床吱呀吱呀的，怎么睡都不踏实。
前半夜我去看了两次周卫东，他睡得还算安稳，有打呼噜的声音。
回到折叠床上，我躺下，眼睛盯着天花板，见周建民坐在床边上，没有躺下的意思，只靠着墙发愣。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没有开口。
他先打破了沉默：“玉雅，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我没有转身，声音有些闷：“我不是生气。我就是不明白，什么事你都要自己藏着掖着。你把你媳妇当什么了？一家人，连句话都不能摊开说吗？”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他说：“我妈跟我说，我小时候发烧，她把棉袄当掉换药钱，在药房门口站了一个下午。那时候我爸在外头跑运输，回来才知道。她跟我爸吵架时说，当年若你早回来一步，她也不用把棉袄脱给别人。”他顿了一下，“我这辈子，就想有事自己扛。等我扛不住了，再说。”
我闭着眼睛躺着。
那话像一根针，细微，却扎得生疼。
他怕我会像婆婆年轻时那样。
他怕把担子放到我肩膀上。
可他不知道，他这样瞒着，我肩膀上的担子反而更重。
我扛的是不明不白的惴惴和害怕。
这些天，我甚至想过他是不是坏到背弃这个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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