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那天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我蹲在院门口补一双解放鞋，鞋底磨得透亮，补了七八回，针都扎不进那层胶皮了。
手上的顶针滑了一下，扎进指甲缝里，血珠子冒出来，我还没来得及找块布擦，一辆黑色轿车就碾着土路上的碎石子，停在了我家那扇歪斜的木门前面。
车头插着一面小红旗，在风里抖得哗哗响。
我认得那面旗，在县里开大会的时候远远见过。
车上下来一个人，又下来一个人。
后座的门开了，邓婉清迈出来一条腿，那天她穿着一身深蓝中山装，衣领压得板板正正。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件穿了八年的旧棉袄，“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这句话我没说出口。
我看着她，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一下子落在那床摊在院子里晒的旧褥子上。
“哎呀，周家堡出贵人啦！”门口传来薛德明拖长了的腔调。我没回头。邓婉清的身子僵了一下，她的嘴唇动了动，半天吐出一句：“周忠……”
那年我三十五岁，年轻过，也硬气过。
退伍那阵子，连里的战友都说我是条铁打的汉子。
可现在，铁打的汉子蹲在门口，八年的旧褥子还在风里飘，一双解放鞋破了八个洞，我攥着那只被顶针扎出血的手指头，忽然有些不知该把眼睛往哪里放了。
我娶邓婉清，是79年的事。
那一年，秋霜落得特别早。
我在地里掰苞米，有人喊我说村口出事了。
扔下手里的筐跑到村头，就见一群半大孩子围着什么看热闹。
我拨开人群，看见一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女人背着半卷铺盖，站在大队部门口的土台上。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露出的半截手腕细得一掐就断，脸上的颧骨高高凸起，眼窝陷下去，像熬了好几天夜。
但那双眼睛亮，亮得也有些吓人。
看热闹的人在交头接耳，我听见有人说起“女知青”三个字，又有人说起“放出来了”。
薛德明站在最前面，背着手，下巴扬着。
“邓婉清同志，你过去的身份组织上还在重新审查，村里面的意见是暂时不好安置。”他说话不紧不慢，字与字之间像隔着道墙，“你看，是不是先去公社那边把情况交代清楚？”
邓婉清站在台上，嘴唇抿成一条线。
她一句话不说，也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一阵风卷着碎草叶吹过来，她站得笔直。
我不知道她的脊梁是拿什么撑着的，一身骨头都瘦得快穿出衣裳了，还能站得那么直。
我看不得这个。人群里挤出去，把自己那件军大衣脱下来，几步跨上土台子，把大衣往她肩上一裹。“走，跟俺回家。”台下霎时静了。
薛德明脸上的肉跳了跳：“周忠，这是什么意思？”
“她是俺媳妇，俺马上跟公社说，办手续。”我说得干脆。台下炸了锅。
邓婉清被我裹进大衣里，猛地抬头看着我，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涌上来一层水汽，转瞬又退了回去。
“别胡来。”她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你是军人出身，组织关系还在村里头……”
“退伍了。”我打断她，“俺现在就是一个种地的农民，娶媳妇不犯法。”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顿苞米糊糊，炒了俩鸡蛋。
就一碗白面，还是上回哥嫂捎来的，一直没舍得吃。
她把那碗白面条推回来，让我吃，我又推回去，筷子在碗沿碰了两下，谁都没起头说话。
屋里只有灶膛里柴火偶尔炸开一声脆响，噗的一下。
后半夜，我把炕烧热，抱了一床旧棉被，往地上铺。“你睡炕。”我说。她坐着没动。
“我是坐过牢的人。”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闷闷的，“你不后悔？”
我没回头，低头把棉被角抻平，手掌在粗糙的被面上来回抹了两下。“睡觉吧，明早还要出工。”
那是我睡在地铺上的第一夜。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地铺我一睡，就是整整八年。
后来我才知道，她爹以前在省里当过不小的官，后来出了事，倒了。
她在周家堡插过队，又回城，去县里做得也不错。
她爹倒台后她受了牵连，稀里糊涂被关进去四年。
出来后没了爹娘，没了户口，也没了去处。
她是走投无路，才又回了周家堡。
可我娶她，真不是为了什么高枝。
我周忠这条命是部队给的，在部队学到的就一条，看人要往骨子里看。
她虽然瘦得脱了相，可她那双眼，正，我信我的眼光。
婚后第三天，薛德明来了。
他背着手进了院子，看了看我贴在窗户上的一个“囍”字，嘴角扯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周忠同志，组织上有话要跟你谈谈。”
他掏出一份文件，纸上印着红头，内容我认不全，只能看出几个字。
大致意思是：邓婉清的身份还在审查期，像她这种情况，原则上不能随意安置，更不能在这期间与她本人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他走后，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半天。
邓婉清从灶间过来，抽走那张纸，看了一遍，脸色白了。
“我去公社。”她转身就要往外走。我拉住她：“你一个刚到村的老婆子，去公社就能见着人？”
“那也不能连累你。”
“什么叫连累？”我看着她，“你是我婆娘，哪来的连累？”
下午，我换上一双新草鞋，走十几里土路到公社，在民政助理家门口蹲到天黑。
民政助理姓王，五十多岁的人了，也是个转业兵。
他开门看见我坐在台阶上啃干粮，叹了口气：“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我把情况说了，王助理听完沉默了很久。“你知道你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他盯着我，“接下来她要是再出问题，你头一个跑不了。”
“她不会有问题。”我把胸脯一挺，“我拿退伍安置的名额做担保。她要是出问题，这个名额我也不要了，甘愿受处分。”
那年退伍兵安置名额是一个很吃紧的东西，就相当于离开农村去城里上班的通行证。
薛德明的侄子都眼红这个名额，盯了好久。
我拿名额换邓婉清在村里落上户，消息传出去，整个周家堡都骂我脑子有病。
晚上我回到家，院子里的煤油灯亮着。
邓婉清坐在灶台前烧火，火苗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
她见我进门，目光落在我脚上，那双草鞋已经磨穿了底，脚趾头露在外面。
她看了好一会儿，慢慢地收回目光，往灶膛里塞了一根柴。
“名额……你真不要了？”她的声音低低的，带着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发颤。
我把草鞋脱在门口：“庄户人家，种地吃饭，要那些干啥。”
她低着头，半晌没有作声。
灶膛里的柴火忽然塌落，腾起一片火星，她猛地背过身去，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我装作没看见，打了一盆水洗脚。
那晚我照旧睡地铺，但听见她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翻身，翻了很久。
开春的时候，生产队分了清淤任务。
三月天，周家堡水库的水还冷得刺骨。
薛德明把这活派给了邓婉清，理由是她的“成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需要好好表现。
她到水库边卷起裤腿要下去，被我拦住。
我脱了棉袄，只穿一条单裤，下到齐腰深的冰水里，拿着铁锹就开始挖淤泥。
那股冷是真的冷。
一下去就感觉骨头缝里钻进了无数根细针，从脚底板一直窜到天灵盖。
肩膀以下冻得没知觉，整个人踩在碎冰茬子里，两条腿像两根冰柱子。
队长在岸上喊我上来换个人，我没上来，咬着牙一锹一锹地挖。
干了两个时辰才被硬拽上来，两条腿已经冻得没有知觉了，裤子上的水结成了冰壳，走路时咔咔地响。
回到家我就发了高烧，浑身烧得像火炭。
邓婉清吓坏了，跑去找赤脚医生，连夜给我灌了药，又用凉毛巾一遍一遍给我擦额头。
我迷迷糊糊醒来，天已经亮了。
她趴在我床沿睡着了，一只手还攥着那条凉毛巾。
我抬头看见她露出的半截手臂上，全是被冰水激出来的红疹子。
原来她也下了水。趁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找了队长，替我把剩下的活干完了。
我没说话，把那只手从她手里轻轻抽出来，又把手边的旧棉袄拎起来给她盖上。
她睡着了，眉头还是皱着的，像是在梦里也在熬着什么。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地铺再凉，日子再苦，值得。
刚能下地那几天，薛德明又来了。
这次他拿的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当着邓婉清的面拆开来，里面是县里转来的一封信，说是有人举报邓婉清“在押期间与不明身份人员接触”，要求重新核实她的政治面貌。
邓婉清的脸“刷”地白了。
她是坐过牢的人，最怕的事情就是那件事被人反复提起。
薛德明一走，她沉默地把饭做好，坐在灶台前发呆，连火苗舔到了锅沿都没发觉。
到了晚上，她突然开口了：“周忠，要不……咱们还是散了吧。”
“说什么胡话。”
“我说的不是气话。”她垂着眼，“我的帽子要是脱不掉，这会害了你的。你名声坏了，往后在村里抬不起头。”
我蹲在门口磨锄头，头也没抬：“我周忠这辈子，不怕别人戳脊梁骨。”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也不许怕。”
她没有再吭声。
那晚我躺在冰冷的地铺上，听见炕上传来一声极轻极细的哽咽，像什么东西终于裂开了一条缝，过了很久才平息。
我没有起来，也没有问她。
我知道有些伤口得让她自己舔好，别人伸过去的手，也许会被她咬得鲜血直流，也许会被她推开，我不确定她需不需要。
那年夏天，暴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
周家堡水库超了警戒线，村广播站通知所有劳动力上堤扛沙袋。
那是整个村子最紧张的时候，大雨如注，水漫过了堤埂，浪头一个接一个往坝上扑。
所有人都在坝上扛沙袋，邓婉清也在。
我远远看见她瘦小的身子扛着两个沙袋，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泥浆裹到膝盖，人像要被风卷走一样。
我放下手里的沙袋想过去帮她，没走两步，就听见上游传来一声闷响。紧接着有人疯了似的喊：“开口子了！堤上开口子了！”
洪水像一头挣脱锁链的猛兽，轰隆一声就把堤埂冲开一个大口子。
水头卷着泥浆碎石冲下来，坝上的灯被水打灭了，整个堤上在黑暗中乱作一团。
人群往两边散，我逆着人流冲上去。
撒腿跑了几步，就觉得不对劲，脚底的水一下漫到了小腿。
我拼命也顾不上那些了。
等我跑到刚才放沙袋的地方，哪还有邓婉清的身影。
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想法都没了，就往水深处冲。
不知道被水冲了几个趔趄，喝了好几口浑水，我摸到柳树叉子，拽到一个冰凉的手腕。
我死命往上捞，把人从水里捞出来时，她已经呛了水，嘴唇青紫，人软得像一团泥。我抱着她，蹚着齐腰深的洪水泥浆，一步步往卫生院挪。
那一夜，我在卫生院的长椅上坐了一宿。湿衣服贴着身体，冷得直哆嗦，却一点也不敢合眼。医生说，再晚几分钟，人就没了。
她醒过来那天，看见我坐在床前，胡子拉碴，眼眶凹陷，愣了一下。
嘴唇哆嗦了半天，忽然开口说了句：“周忠……你怎么这么傻？”我握着她的手，没有吭声。
后来她告诉我，那晚薛德明通知她去巡堤，说县里来人检查，让她去汇报情况。
她还没走到坝上就被卷进了水里。
她一直怀疑，那封“巡堤通知”根本不是县里下的，是薛德明指使人模仿公社的口吻编的。
可等洪水退去，那张纸条也不知所踪了。
没有人作证，这事情就只能烂在她肚子里。
这是薛德明第三次为难她，也是我第三次护她。
这一回之后，村里人终于不再当面说她的闲话了。
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蛋。
薛德明的侄子倒是嘀咕过几句，被他老子一巴掌扇在了后脑勺上：“你看见上回发水时的情形了吗？那两口子都是好样的，以后少说那些屁话。”薛德明自己也不再当面找茬了，可我看得出，他并没有死心。
他在等。
等一个机会。
机会还真让他等到了。
1987年秋，县里一纸文件下来，邓婉清父亲的案子全面平反，她被重新召回县里参加落实政策工作。
消息传回村那天，邻居们挤了一院子。
邓婉清从县里报到回来后，脸上没有半分喜色。
晚饭后，她坐在老槐树下，盯着远山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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