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怀仁堂的灯亮着，台下坐着的人却很少出声笑。侯宝林站在台上，嘴里说着《婚姻与迷信》，包袱一个接一个往外抖，台下的人前仰后合，可坐在正中间的那个人，脸上只有微微的笑意。侯宝林看得清楚，毛主席在克制。
他后来跟人说过，主席听相声有一个习惯，别人笑得越欢，他越要绷着，腮帮子鼓起来又压下去，就是不让自己笑出声。这件事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间是公开的秘密，谁都知道，想让毛主席在听相声的时候放声大笑，比登天还难。
侯宝林憋着一口气。他不是要证明自己有多能逗乐，他是觉得，一个人绷得太紧了，总得有松下来的时候。他把这个念头放在了心里，等了两年。
说相声的苦出身
侯宝林不是科班出身。他五岁被过继给侯连达夫妇，才有了“侯宝林”这个名字。七岁进小作坊当学徒，没多久拜师学京剧，学了三个月就上街卖艺讨生活。跟着师傅跑码头，晚上还要背着残疾的师兄，蹭回破庙过夜。鞋底磨穿了，用草绳缠一缠接着走。那时候他最大的指望，是唱一段京腔能换半碗杂面。
后来他改学相声。1939年，天桥新民茶社给了他一个固定的台子，他一边捧哏一边琢磨一件事：老段子里黄腔太多，笑料太少，观众听腻了，散场的时候没人鼓掌。
他翻到一本旧书摊上淘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读到“文艺为人民”几个字，像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他开始写新段子，讽刺官僚，嘲弄迷信，把市井里的鸡毛蒜皮编成包袱。观众的笑声慢慢密起来了，同行在背后议论，说这小子真敢搅局。
1949年春天，北平刚解放不久，侯宝林第一次进中南海演出。他带的是《婚姻与迷信》和《关公战秦琼》，台下的人笑得直拍桌子，毛主席也跟着点头，脸上有笑意，但没有出声。侯宝林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差一点什么，可差的那一点在哪儿，他一时想不明白。
翻箱倒柜找“笑点”
回去之后，侯宝林开始琢磨毛主席这个人。
他读过毛主席的诗词，知道这位领袖对旧体诗和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些句子他背得下来。他意识到，用普通相声里“说学逗唱”的常规路子，逗一个熟读经史的人是很难的。你得在他最熟悉的领域里突然来一下，让他想不到，才能撬开那道绷着的嘴。
侯宝林把家里的古文选、《全唐诗》、《说岳全传》翻了个遍，像中医抓药一样，一句一句地挑。他要的不是完整的诗，他要的是“不搭”。
第一句得像模像样，第二句得接得顺，第三句得突然拐弯，第四句得拐到另一个完全不着边的地方去。四句话放在一起，读的人会觉得哪里不对，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那种荒诞感，就是他要的。
他攒了两年，攒出了四句。
那四句“四不靠”
1951年冬天，怀仁堂。台下坐的还是那些人，台上的侯宝林还是穿着那身大褂。前面几个节目演完，掌声稀稀落落。轮到侯宝林上台，他没有急着开正活，清了清嗓子，慢悠悠地念了四句：
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第一句像在讲一个人胆子大，第二句跳到了三国，张飞在当阳桥上一声吼，把水倒流。第三句突然拐进了买卖行，说这生意不划算。第四句又跳到了夫妻关系上，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四句话，四个方向，谁也不挨着谁。在场的人听完先是一愣，互相看了看，有人没反应过来，有人觉得莫名其妙。
毛主席的反应跟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先是停了一瞬，然后仰起头，张开嘴，笑出了声。据侯宝林后来回忆，那是他在中南海见过的唯一一次毛主席放声大笑。主席的手在桌面上拍了一下，嘴里说了一句“好，再来一个”。侯宝林站在台上，绷了两年的那口气，终于松了下来。
“歪诗”为什么能逗笑他
这四句歪诗的笑点，不在任何一句本身。单看“胆大包天不可欺”，是一句正经话。单看“张飞喝断当阳桥”，是一个典故。单看“虽然不是好买卖”，是一句市井大白话。单看“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一句民间俗语。每一句都站得住，可拼在一起就散了架。
毛主席读过的旧体诗多到数不清，他知道什么叫起承转合，知道什么叫对仗押韵。这四句话，起承转合全无，对仗押韵全无，可每一句都像是从不同的诗里拆出来的，硬拼在一起，荒诞感扑面而来。一个熟读经典的人被这种“不按规矩来”的东西撞了一下，反而比听一个工整的包袱更容易笑出来。
侯宝林赌的就是这一点。他不是在讲一个笑话，他是在用毛主席最熟悉的东西“调戏”了一下他的阅读习惯。那道绷着的嘴，就在这一下里松开了。
笑声之外
那场演出之后，侯宝林跟中南海的关系更近了。毛主席工作累了请他说相声，烦躁了请他说相声，高兴了也请他说相声。1962年，侯宝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毛主席听我说相声》，里面记下了那首歪诗和主席大笑的样子。
1975年，毛主席在湖南养病，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有关部门找到侯宝林，让他录制一批相声录像送过去。侯宝林知道自己已经过了最好的年纪，嗓子不如从前，节奏也没那么利索了，可他还是进了录音棚，一段一段地录。那批录像后来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留下来的影像资料。
一个人笑了一次，另一个人记了一辈子。
侯宝林逗笑毛主席那件事，说到底就是四句歪诗。没有高深的道理，没有宏大的背景，就是一个说相声的人花了两年时间，琢磨出了一套让一个绷着的人松开嘴的办法。那个办法很笨，也很直接：把对方最熟悉的东西拆开，再胡乱拼起来，让他看到一件“不对”的东西。人看到不对的东西，第一反应是困惑，第二反应就是笑。
怀仁堂那盏灯底下，侯宝林念完那四句的时候，毛主席笑得直不起腰。在场的人后来回忆，那天晚上主席的笑声比平时说话的声音还大。一个习惯了克制的人，被四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诗撬开了嘴。那笑声里有没有别的意思，没有人知道。但侯宝林知道一件事：他花的那两年，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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