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全勇先年龄相仿，他比我大一岁。准确地说，我们都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社会记忆，而且我们都是东北人。关于六十年代的东北、八十年代的东北、之前的东北、现在的东北，我们全都有话要说。而且这些话的一部分已经写进了作品里。
我和全勇先都是写东西的人。他写小说写剧本，而我写诗译诗。赛道不同，但是条条赛道通罗马。彼此认识多年，交往不算多，也不算少。平时交谈点到即止，偶尔深谈深入骨髓。
我欣赏全勇先的剧集《悬崖》，欣赏他和他姐姐共同翻译的诗集《数星星的夜》。
《数星星的夜》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朝鲜族诗人尹东柱写的。我看过李浚益导演的电影《东柱》，当时身心全都受到了锤击。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去吉林省的龙井市拜谒尹东柱的墓地。全勇先在一篇文章里谈起尹东柱的时候说：“他生活在那么残酷、污浊的年代，却写出那么美好、干净的诗句。”如果多读几遍《秘密》，可能就会发现与此类似的认知同样贯彻在《秘密》的字里行间。
全勇先的中篇小说《秘密》，我前后读了三遍。
第一遍是去年刚刚拿到《作家》杂志的时候。我让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读者，心甘情愿地被全勇先的笔触牵着鼻子走。他写什么，我就看见什么，同时把他写的内容翻译成一个个具体的画面。这种阅读方式对我来说是一种彻底的享受。
第二遍读是今年春天。我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观察全勇先的写作方式。小说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小说人物是怎么塑造的。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地方，就是全勇先的叙事能力，真的非常扎实。他能够把非常复杂的历史经验和非常复杂的社会经验一点一点地转化成具体人物的个体命运，而不是像有些作者一样停留在观念表达和概念阐释的层面。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这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史料，同时还需要吃透这些史料，从中提取合适的元素，有机且不露痕迹地置于小说的叙述之中。
我注意到，《秘密》有三条时间线。
第一条就是小说中的“我”所处的时间段落。这个小说中的“我”可以是作家本人或者叙述者本人，同时也是每一个现在的读者。这是最近的也是最外在的一条时间线。
第二条是小说中的“我父亲”所处的时间段落，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心事件是关于一个历史案件的处理经过。
这两条时间线的存在，一是强化作品的真实性，二是自身也有艺术辐射力，尤其是第二条时间线，不仅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严格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表达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反应以及各自的特征与命运。
在这条时间线里，纪德荣这个在历史上根本找不到的虚构人物，因为全勇先的叙述而让不少读者相信地球上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小说家的本事之一就是把没有的事儿写成真的。
我有时非常感慨：全勇先以刁钻的角度在历史的缝隙里找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叙事代言人。
第三条时间线是《秘密》的核心，也就是小说人物纪德荣关于1936年的回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赵一曼烈士由表及里、由生变熟的描述。
赵一曼烈士的故事家喻户晓，想要写出新意难如登天。
全勇先（左）与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
全勇先别出蹊径。他把家喻户晓的赵一曼烈士的故事用层层的蒜皮包裹起来，然后再以抽丝剥茧的剥洋葱方式一层一层地揭开。这种反向包裹的过程和正向揭开的过程，彰显了全勇先作为一个杰出作家对陌生化效果的从容追求以及对有限视角的强力掌握。
第三遍读《秘密》是今年七月中旬。这一遍，我主要是读小说的细节设计和语言肌理。这一部分我极为珍视。但是因为这一部分比较专业，没法子展开讲了。
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全勇先的语言分寸感。主要表现是：人物的语言成分完全限制在人物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生活经历之内，绝不冒漾。“冒漾”是东北方言，意思是，容器里的液体，如果装得太满了，就会从容器里溢出来。
这些年，同行们经常讨论文学写什么。有人强调现实，有人强调历史，有人强调先锋性，有人强调可读性。我越来越觉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是真正重要的远远不止题材，而是要看作品写出来后有没有自己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就是——怎么写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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