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前后，北京功德林管理所，一封来自贵州平塘的信送到黄维手中。写信人名叫周廷烈，自称是黄维旧部。这个名字，黄维并没有立刻想起，可读完信后，他很快提笔，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周廷烈的经历，确有历史依据，应该按政策妥善安排。”
这封信看似是在替一名旧部求助，背后却牵出一段抗战往事，也让人重新认识了那个被称为“书呆子”的黄维。
黄维1904年2月出生于江西贵溪。父亲早逝后，他进入鹅湖师范学习，毕业后回乡当小学教员。因与乡绅发生冲突，失去教职，随后离开家乡，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从军以后，黄维升迁很快。东征、北伐期间，他以敢打敢拼出名，二十多岁便担任师长，后来还被选派到德国学习军事。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认准一件事便很难改变，优点是坚韧，缺点也同样明显。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维提前回国。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他担任第67师师长，奉命争夺罗店。这个小镇位置关键，向南可威胁上海市区，向西又通往嘉定，日军和中国守军在这里反复争夺。
罗店之战极其惨烈。日军凭借飞机、火炮和坦克不断猛攻，中国守军只能依托残破阵地死守。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阵地被突破，便组织反冲击。黄维的指挥部一度只剩下他和一名电报员，其他人员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第67师苦撑数日，三个团长一人阵亡、两人重伤，部队伤亡极重，罗店也几乎被夷为平地。有人批评黄维不会变通，拿士兵的血肉去硬顶日军炮火；也有人认为，正是这种死守，拖住了日军推进的锋芒。
黄维后来在武汉会战中继续指挥作战。马回岭一带，他摸清日军惯用的进攻方式：飞机轰炸，炮火压制，战车掩护步兵，层层向前推进。于是，他没有把兵力全部挤在正面，而是依托山地构筑工事，安排部队形成交叉火力。
日军攻势依旧凶猛，却在山头之间不断遭到侧击。黄维部队以阵地牵制，再从两翼夹击，迫使日军付出较大伤亡。这些战斗后来成为万家岭大捷的重要铺垫，也使黄维获得上级嘉奖。
有意思的是，日军对黄维的仇恨还波及他的家乡。抗战时期，贵溪盛源村一带曾遭日军侵扰，村民伤亡惨重。黄维得知后，在日记中流露出强烈自责，认为乡亲遭难与自己在前线抗日有关。这种负疚感，和他战场上冷硬的一面并不矛盾。
可战场上的坚硬，并不等于能够驾驭大兵团。抗战结束后，黄维长期担任较为次要的职务，缺少独立指挥十几万大军的经验。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平衡，却把他推上了第12兵团司令长官的位置。
1948年淮海战役中，第12兵团被解放军围困于双堆集。兵团虽装备较好，第18军还是国民党军中的主力，但被围后粮弹断绝，只能依靠少量空投维持。严寒、饥饿和连续作战，使部队逐渐失去突围能力。
关键时刻，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防线出现缺口。1948年12月，黄维被俘，兵团数名军长或死或被俘，只有副司令胡琏突围而去。面对审讯，黄维曾说：“我唯一的罪，就是打了败仗。”这句话也显示出他的固执。
在战犯管理所里，黄维长期拒绝认错，甚至对接受改造的旧部冷嘲热讽。由于始终不肯改变，特赦时间一再推迟。被关押二十七年后，他才获得释放。有关方面在生活待遇上对他有照顾，特赦后还按相应政策给予安置。
也就在这段时间，周廷烈的来信到了。周廷烈1936年考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939年毕业后，曾任第54军第14师第42团第1营第1连上尉连长。当时，第54军军长正是黄维。
抗战期间，周廷烈随部队参加作战，后来被选送到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曾在陈纳德所部任职，参加过对日、对德作战。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前往台湾，而是留在贵州平塘。
问题在于，过去的军籍和战功无人证明。特殊年代里，他的生活受到影响，子女也各自离散。看到报纸上黄维被特赦，周廷烈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写信，希望这位老军长替自己说明经历。
黄维没有推脱。他在信中写道，周廷烈确曾在第54军服役，赴美受训及参加空战的经历“尚符合历史事实”，并建议有关方面按照政策解决其生活出路，必要时安排其担任当地政协委员。
调查核实后，周廷烈被认定为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参加者、幸存者，后来安排为平塘县及贵州省参事室参事，并享受国家干部十八级待遇。一个旧部的身份，终于有了正式凭据；而那封信，也成为黄维晚年少数主动替人说话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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