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上一次长期相处，还是在西藏江孜地区。那时，一个是参加地方工作的年轻女干部，一个是桑顶寺地位尊崇的女活佛。岁月过去近30年，身份、生活和经历都发生了变化，却没有冲淡两人之间的熟悉感。
李国柱后来回忆，桑顶·多吉帕姆当年的容貌变化并不算大，仍然文静，见人时带着笑意。只是再次见面时，她们都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初到西藏、对未来充满未知的年轻人。
两人的交往，起点并不在北京，而在一次宗教事务活动中。
李国柱早年学习成绩很好。1949年夏天初中毕业时，家里希望她报考护士学校，认为学成后容易找到工作。可入学要准备白衣、白鞋和带秒针的手表，这些东西对当时的她来说并不容易置办。后来，她选择了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李国柱进入十二军军政大学学习。受进步教师影响，她很早便开始关注社会问题，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毕业后，她响应号召，进入进军西藏的队伍，后来与阴法唐相识并组建家庭。
1952年11月，李国柱调入统战部门，负责上层妇女工作。那项工作看似只是接触、交谈，实际却十分复杂。不同阶层、不同寺院背景和不同生活习惯，使每一次拜访都要谨慎处理。
她很快明白，语言是最直接的桥梁。为学藏语，她几次更换老师，后来与益西卓玛配合得最好。益西卓玛教她藏语、骑马和当地风俗，李国柱则帮助对方学习汉语。两个年轻女性互相请教，关系也由工作伙伴变成了亲近朋友。
那时的统战工作没有现成模式。李国柱常常上门拜访，也邀请对方到机关交流。有些人态度冷淡，有些人婉言推辞，还有人干脆不愿见面。她没有因此停止联络，能见便见，不能见就改日再去。
一次到贵族家庭做客，主人用衣袖擦过碗后倒上酥油茶。若是不喝，主人可能觉得客人嫌弃；喝下去，身体又确实不舒服。李国柱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工作总要有人去做，很多细节不能只按个人习惯处理。
桑顶·多吉帕姆的出现，让这种接触有了另一层便利。
她是浪卡子县桑顶寺的转世女活佛，法名德钦曲珍，“多吉帕姆”意为金刚亥母。由于宗教地位特殊，她平时很少外出，普通民众能够见到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6年春，江孜宗教事务委员会成立，江孜专区邀请所属寺庙负责人前来议事。桑顶·多吉帕姆所在的桑顶寺属于江孜地区，因此也在受邀之列。李国柱当时在江孜分工委统战部工作，便借这个机会，安排她与当地妇女见面。
场面很有秩序。
上层妇女穿着盛装，按身份和辈分依次进入会客室。有人进门后双手合十，俯身叩拜，再献上哈达。桑顶·多吉帕姆轻声回应，并为来客摩顶。她说得不多，却始终保持着庄重和克制。
消息传开后，机关大院外又聚集了许多普通妇女。她们同样希望献哈达、求摩顶。李国柱原本担心人数太多会让女活佛为难，桑顶·多吉帕姆却没有拒绝，而是逐一满足她们的请求。
李国柱由此看见，民众对她的尊敬并不只来自身份，也来自长期形成的信仰习惯。要开展工作，不能绕开这种现实，更不能简单把它理解成几句口号就能改变的事情。
两人交往加深后，桑顶·多吉帕姆向李国柱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曾到内地参观，见过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其中两次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合影。那些经历，使她对国家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更艰难的转折发生在1959年。西藏局部地方发生叛乱后，桑顶·多吉帕姆被叛乱分子劫持，辗转前往印度，途中吃尽苦头，后来获救回国。1959年9月30日，她参加国庆宴会，周恩来曾对她表示欢迎，并谈到西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段经历被她反复提起。对她而言，回到祖国并非一句简单的话，而是经历了被劫持、逃亡、营救之后作出的明确选择。李国柱也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更加了解这位女活佛为何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
1981年北京重逢时，两人谈起旧事，许多细节无需解释。西藏分别之后，她们各自承担工作，生活轨迹并不相同，却一直保持联系。此后，桑顶·多吉帕姆往返北京和西藏参加会议，李国柱也曾多次赴藏，两人的来往没有中断。
1990年，得知桑顶·多吉帕姆腿部患病，李国柱托人捎去中药。1992年，桑顶·多吉帕姆在北京住院接受白内障手术，李国柱又专程到医院探望。病房里的见面不再有仪式，也没有众人围观，只剩下多年朋友之间的几句问候。
她们第一次相识时，靠的是一场工作安排；多年后还能彼此牵挂，靠的则是共同经历过的西藏岁月。ад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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