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5日，香港维多利亚码头，朱枫登上“风信子号”海轮。她手里那张台湾“入口证”，原本是女儿陈莲芳寄来、邀请母亲赴台团聚的凭证，此刻却成了深入敌后的通行门票。
这场母女相见，表面看是久别重逢，背后却藏着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陈莲芳供职于国民党保密系统，丈夫王昌诚也是国民党方面的工作人员；朱枫则是一名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
母女之间的隔阂，并不是从见面那天才出现。朱枫早年与陈傅良结婚，女儿出生后不久，陈傅良因病去世。朱枫投身革命，长期奔波于各地，只能把女儿托付给妹妹朱贻云抚养。
朱贻云夫妇在国民党机关任职，陈莲芳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并不知道母亲的真实身份，只当朱枫是一位普通商人。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陈莲芳随丈夫离开大陆，才写信邀请母亲前去相聚。
朱枫收到信时，当然想见女儿。但她更明白，台湾并不是一个适合叙家常的地方。华东地区接连出现军事情报不准确的问题，金门古宁头战役发生于1949年10月24日，舟山登步岛战斗发生于同年11月5日，情报渠道受损，已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
组织需要一个能够自然进入台湾、又有能力重新接通地下关系的人。朱枫有女儿在台，身份不易引起怀疑；她从事秘密工作多年，熟悉联络、传递和保密规则。这个任务，别人很难替代。
当时朱枫正在香港工作，丈夫朱晓光在上海养病，儿子朱明也已被送回上海。她原以为很快就能回家，还在信中写道：“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命令传来后，她只能把团聚的愿望暂时压下。
她给丈夫写信，将称谓和行程全部隐去：“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几天后，她又写道：“就在心里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字句看似平常，实则是一个秘密工作者能留给家人的全部解释。
抵达基隆后，陈莲芳、王昌诚、朱贻云夫妇一起到码头迎接。朱枫和女儿拥抱、交谈，亲情没有半点虚假。只是她心里清楚，自己此行既是母亲，也是执行任务的特派员。
第二天，朱枫与化名“老郑”的蔡孝乾接头。蔡孝乾是台湾早期共产党员，曾赴上海大学求学，参加过长征，也是长征队伍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人。朱枫传达指示后，蔡孝乾交出了台湾方面的重要材料。
数日之后，朱枫又见到了吴石。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长期以隐蔽身份为中共提供情报，代号“密使一号”。他从书房暗柜中取出微缩胶卷，里面包括台湾战区防御图、金门海防阵地部署图，以及部队番号、兵力和武器配置等资料。
这批情报经香港送回大陆后，受到高度重视。有关回忆记载，毛泽东阅看材料时曾询问来源，并称朱枫和“密使一号”都“很能干”，应当记功。对当时的解放战争部署而言，这不是普通文件，而是敌方防务体系的一份详细底图。
朱枫在台湾停留期间，多次完成联络和传递。她原本准备搭船返回香港，还托人给上海家中捎去字条：“凤将于月内返里，1950年1月14日。”然而，蔡孝乾被捕后变节，台湾地下组织随即遭到大规模破坏，朱枫的身份也暴露。
吴石的副官聂曦冒险通知她：“将军让您先到阿里山大酒店。”朱枫没有迟疑，留下便条后立即转移。海空航线已经收紧，她只得设法乘坐军用运输机前往舟山定海。吴石冒险签发特别通行证，使她暂时逃离台湾。
可这张证件也留下了线索。朱枫抵达舟山后转往沈家门，在普爱医院暂避，并遇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赵又侠。敌特展开逐户搜查，她躲过了两周，最终仍在距离大陆不远的地方被捕。
被捕后，朱枫曾吞下金链、金镯等物品自尽，敌人却将她紧急送往台北抢救。审讯中，女儿和亲属被带来劝降。面对女儿，她只说：“妈妈信仰共产主义，跟着共产党走，这是改变不了的。”
1950年3月10日，朱枫与吴石、聂曦、陈宝仓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杀。她没有交出情报，也没有改变立场。母女之间最后一次相见，停留在台湾那段短暂的团聚里。
朱枫牺牲后，家人多年寻找她的遗骸。2010年3月9日，遗骨在台北被找到；同年12月，骨灰带回北京。2011年7月12日，骨灰抵达宁波，朱晓枫接过母亲遗像和骨灰盒，只说了一句：“妈妈终于回来了。”
遗物中没有多少东西，只有一件普通毛衣。朱枫乘船时担心同行同志受寒，把毛衣送给了对方。至于女儿陈莲芳，因身份所限，未能替母亲收取遗骸。多年以后，朱晓枫说，她不怪姐姐。两姐妹站在不同阵营，却都被卷进了那场无法回避的时代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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