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在上海出版的《复旦旬刊》上，24岁的梁实秋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由此撞上了46岁的鲁迅。两人此前并非深交，却因为一篇文章，迅速从观点分歧走到了笔锋相对。
梁实秋留学归来不久，正处于思想活跃、敢于立论的阶段。他批评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部分主张，认为教育不应把女性限定为温顺的贤妻良母，而应尊重人的个性与天性。
这类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但放在当时，问题远比字面复杂。卢梭在中国知识界拥有很高声望，鲁迅也十分重视他的思想。梁实秋的文章，等于直接向一位被许多人视为权威的思想家提出挑战。
鲁迅很快写下《卢梭与胃口》，对梁实秋的观点逐条回应。他的文章没有采用平和讨论的方式，而是惯常地带着杂文的锋利与讥刺。梁实秋没有退让，随后撰文反击，批评鲁迅的某些文章只善于发现问题，却很少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文章中有一句意思很明显：有些人天天说这里不对、那里有毛病，别人拿出办法，他又嫌药方太冷、太热、太猛、太慢。话虽没有直接点名，读者却都知道所指是谁。
这场争论的核心，并不只是个人脾气。梁实秋强调“人性”，相信文学和教育应当从人的普遍情感、个体尊严出发；鲁迅则担心，脱离现实处境空谈人性，容易把弱者的困境说成天性，把社会造成的麻木当成理所当然。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分歧很快从女子教育扩大到文学功能、翻译方法和社会责任。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硬译”，认为译文过于艰涩，读者“硬着头皮”读下去，也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原意。
这话戳中了鲁迅的另一处敏感点。鲁迅精通日文，德文、俄文等方面主要依靠自学，翻译外国作品时，常常保留原文结构，力求不削弱原作中的思想棱角。他所谓的“硬”，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选择。
梁实秋却更看重译文的清楚、顺畅和可读性。双方争执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观：一方强调语言必须服务于思想的准确传达，另一方则认为译文若失去阅读效果，思想也很难抵达读者。
1930年前后，左翼文学运动逐渐形成声势，文坛论争开始与阶级立场纠缠在一起。冯乃超等人曾在文章中斥责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对此反问，自己究竟是哪一个资本家的走狗，连主子是谁都不知道，又到哪里去领赏？
这番反问颇有辩论技巧，却没有消除双方的根本冲突。鲁迅随后写下相关文字，进一步解释“走狗”一词，指出这类人即使没有明确主人，也可能在面对权贵时温顺，面对弱者时凶狠。
“走狗”二字，自此成了这场论争最醒目的标签。它不再只是文学批评，而成了对对方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的判定。梁实秋也没有始终沉默，曾以“乏牛”讥刺鲁迅，认为他像一头疲惫的牛，明知已经不堪重负，却仍被推出来发挥余力。
这类措辞，确实带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尤其鲁迅当时正承受现实环境、家庭生活和文坛斗争的多重压力，梁实秋拿“疲牛”作文章，难免显得刻薄。不过，鲁迅的反击同样毫不留情，双方都在用最尖锐的语言攻击对方的短处。
到了后来，鲁迅逐渐减少了对梁实秋的直接回应。原因未必只是厌倦，也有不愿继续替对方扩大声名的考虑。一个初入文坛的年轻人，能够长期与鲁迅公开论战，本身就足以引起关注。梁实秋的名气，确实在这场争论中迅速上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鲁迅去世后，梁实秋没有继续以往的嘲讽口吻。别人询问他对鲁迅的看法时，他常常不愿多谈。多年以后，他在评价鲁迅时说：“偏激。”
只有两个字，却不是简单的辱骂。梁实秋承认鲁迅拥有文学家应有的笔力，同时认为他的论断常常带着强烈的情绪和鲜明的对立意识。他还对女儿说过，自己与鲁迅并没有私人仇恨，只是对问题的看法不同。
两人一生真正交往并不算多，留下的文字却彼此紧紧相连。一个擅长以锋利杂文拆解时代，一个坚持用人性和文学的尺度衡量现实。争论有过失控，判断也有偏狭，但那些文章没有停留在个人口角之中，而是保存了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国文坛关于文学、政治与人的一次激烈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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