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找人算了一卦，说家里属龙的人晚年最怕的不是没钱，而是身边藏着一个“破财”的属相。
我属龙，今年四十八岁，听完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半天没说出话来。
电话是我妈打来的，那头的老式挂钟刚敲完六下。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隔墙有耳似的。她说算命先生叮嘱了，属鸡属狗的都得留心。
我攥着电话没吭声，脑子里翻来覆去只剩下两个人：我弟罗家宝，属鸡。我弟媳沈金凤，属狗。
我妈没再多说就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手里举着手机，心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说不清什么滋味。
这些年我极少回老家。
从当年离家求学，到后来嫁去深圳，回乡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我念高二那年，我爸查出了肝病，来得凶，家里的积蓄像水一样流走。
我妈原本在镇上缝纫厂做工，为了照顾我爸辞了工，家里彻底断了进项。
我弟那年刚念初三，成绩不错。
有一天他放学回来跟我妈说：“妈，我不念了，让姐念。”
那年我弟才十五岁。
他说完那句话的第二天，就跟着村东头的包工头去了县城砖厂。
我后来才知道，他在砖厂扛了整整三个月的砖头。每天早上六点上工，天黑才收工，一天能挣八块钱，攒了七百多块，全部寄回了家。
可我当时一心扑在书本上，对钱的事也懵懵懂懂，只以为是亲戚帮衬的。
我考上了省城的大专，开学那天，我弟从砖厂请了假赶回来送我。
他站在汽车站门口，瘦得像根竹竿，脸晒得黑红，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塞给我，里面是二百块钱，还带着体温。
他说：“姐，到了学校别省着，该吃吃。”
他把钱塞进我手里时，我看见他的手心全是磨破又结痂的血泡，一层叠着一层，我问他疼不疼，他笑着摇头。
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他笑得那么干净。
这些年，我总想着等日子好过了，再好好补偿他。
可日子越过越好，我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每次回去，看到他懒懒散散的样子，我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常远把茶杯搁在我面前，问我怎么了。
我张了张嘴，想把母亲那番话告诉他，想了想还是没说。
常远不信这些东西，他总说我是太累了，净想些有的没的。
可我心里清楚，我妈这辈子从不信命。
一个农村老太太，大字不识几个，一辈子只信自己那双手。她突然跑去算命，这事本身就不对劲。
我在阳台上又站了一会儿，给家里拨了个电话，响了七八声没人接。给我大姐罗秀芳打，关机。
我拨了我妈的号码，还是没人听。她在那个点通常是做好饭等着看电视的，不会在外面待这么久。
我心里越来越不踏实。
那晚常远睡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手机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最终打算明天回趟老家。
临睡前我不放心，又看了一眼手机，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彩信躺在通知栏里，发送时间是凌晨一点四十七分。
我点开，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张借条。借款人写着我弟罗家宝的名字，身份证号，签字。担保人那一栏，清清楚楚写着三个字：罗秀云。
那笔数字一栏写着十五万元整。落款日期是本月的十日。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从床上坐了起来，又看了一遍。
借款人是我弟，担保人是我。
可我从没签过担保书，更不认识什么放贷的人。
那三个字像是我的笔迹，可又比我的字硬了些，像是有人照着我的签名一笔一划描出来的。
我拨打那个陌生号码，通了，响了几声被挂断。再打，就关机了。
我坐在床上，台灯的光暖黄，照着手机屏幕上的借条复印件，我的名字三个字，像三根针，一下一下扎着我的眼睛。
我妈下午打电话来，说算命的事。半夜，有人发来这张借条。
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个晚上我一夜没合眼。凌晨五点多，我给常远发了一条短信，说回趟老家看我妈，他已经醒了，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说没事，我妈岁数大了，回去看看。
他没多问，只叮嘱我到了报个平安。
我坐最早那班高铁回去。
四个小时的路，我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清楚，脑子里乱糟糟的一片。
县城这些年变化很大，街道拓宽了，路两旁开了不少店铺。
我打了辆出租车回老家。路上经过县中学门口，看见校门还是老样子，铁门刷了新漆，红得刺眼。我在车上忽然想起一件事。
当年家里拿不出学费的时候，我妈带我去过银行，说国家有政策，大学生可以贷款。办贷款需要一个担保人。
我妈问办事员，我自己签行不。
办事员说最好找有稳定收入的人。
我妈考虑了一会儿，说她签行不行。
办事员看了看她的身份证，说直系亲属也可以，但得有还款能力担保。
我妈说：“我有。我女儿念书，我来供。”
她那时在缝纫厂刚办了内退，每月只有几百块生活费。
可她在签字的时候没有犹豫，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份贷款批下来以后，我每学期的学费都有了着落。
直到我毕业工作，才知道那些贷款已经被还清了。我问过我妈，她说是我弟拿钱还的。那时他在砖厂干了几年，攒了些钱，都拿去填了那个窟窿。
我当时没往深处想，只当是家里兄弟帮衬。
现在想来，那笔钱对当时的他来说，几乎是全部身家。
而我这些年，却把他当成了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出租车拐上通向村里的水泥路时，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发虚。
老家的院子比记忆中矮了许多。院墙的红砖被雨水啃得斑驳，墙根长满了青苔。铁门锈迹斑斑，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妈。”
没有人应。
院子里静悄悄的。一只老母鸡在墙根下刨食，听见动静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我心口突然发堵，慢慢往里走。
堂屋的门虚掩着。
我推开，一股熟悉的旧木头气味扑面而来。
八仙桌还在，那块铺了二十多年的塑料桌布已经发黄卷边。
桌上放着一碗面，已经坨了。
筷子搁在碗沿，汤凉透了，浮着一层白色的油花。
我妈的口味，她做的手擀面，我一眼就认得。这碗面放了多久？她是什么时候下的？
屋里没人。我四处看了看，正屋的灯亮着，苔藓色的光，像黄昏。缝纫机还是那台老蝴蝶牌，盖着一块蓝布，落了厚厚的灰。
我走进去，看见橱柜上压着一张红纸。纸折成四折，像是从什么书本上撕下来的。我打开，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属龙人晚年忌与属鸡、属狗者同财，恐破财伤身。”
字是我妈的笔迹。她识字不多，写字像画。可这几个字，她写得格外用力，像是怕谁认不出来。
旁边还有几行小字，一个一个描上去的：“罗秀云，四月十八日生，属龙。罗家宝，腊月初三生，属鸡。沈金凤，六月初九生，属狗。”
我捏着那张红纸，指甲微微发白。
我妈不认字，一辈子不信命。
可她把三个人的生辰八字抄在纸上，压在收音机底下。
她心里到底在担心什么？
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回头，看见隔壁院子的王婶端着碗站在门口，愣愣地看着我：“秀云回来了？你妈前两天还念叨你呢，说你要回来住。”
我问她我妈去哪了。她说：“你妈这几天老往城西跑，说新来了个算命先生，算命可准了。今儿吃了晌午饭就去了，说有事要问。”
我顺口问是哪个算命先生，她说叫什么陈大师，听说挺有名的，在城西文化路那边摆了个摊子。
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来什么，补了一句：“对了，好像你弟媳妇前两天也在那附近转悠过。”
她说这话时，我已经看见墙角那个旧纸箱的夹缝里露出一角白纸。
我走过去蹲下身，抽出来一看，是一张名片。
“缘聚堂周易文化工作室，陈大师。”地址印的是城西文化路，背面写了一行小字：八字命理，婚姻财运，破灾解煞。
我把名片捏在手里。身后王婶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越来越响。
院门吱呀一声响了。
我回头一看，穿着碎花棉袄的沈金凤站在门口，微喘着气，像是跑过来的。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脸上表情有些复杂：“姐，你啥时候回来的？妈呢？”
我说妈不在家，出去了。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站在院门口没往里走。她的眼睛四处瞟了瞟，最后落在我手里那张名片上。
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她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响了。她摸出来看了一眼，脸色猛地一变，直接按掉了。
她的动作太快，快到让我觉得反常。电话那头的名字我没看全，只瞟到了开头的几个字母。
她按掉电话后，冲我笑了笑：“姐，我想起来还有点急事，先走了。”她边说边往后退，转身就要出院门。
“金凤。”我喊住她。
她身形一僵，脚步停了下来。
我盯着她的背影，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意外：“家宝，有多久没回来了？”她没回头，沉默了片刻，声音有些发干：“一个多礼拜了，说是跑车去了外地。”
她说完，加快脚步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脚下那碗坨了的面条在堂屋里搁着，我妈留下的红纸压在收音机底下，那张借条的照片躺在我手机相册里。
沈金凤看见名片时的反应，还有那通被她急急按掉的电话。
我掏出手机，翻到那个凌晨给我发短信的陌生号码，拨了出去。“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攥着手机站了很久，慢慢转身走出了院子。我没有直接去找我妈。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城西文化路的地址。
司机从后视镜里探了我一眼：“去算命啊？”我说去找人。他没再问，一脚油门，车拐出了村口。
路上我一直盯着窗外。
麦田一片一片地往后退，庄稼还没来得及抽穗，绿得有些寡淡。
我脑子里反复闪现的，是那张借条上担保人栏里我的名字。
我妈把三个属相抄在纸上，压在收音机底下。
那个姓陈的算命先生，又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县城不大，文化路在城西，紧挨着一座关帝庙。街两边摆满了香烛摊和算命摊，大部分挂着“周易预测”
“姓名学”之类的牌子。
快到底时，司机指着前面一棵老槐树说：“那边就是陈大师的摊子。这人是个外来的，今年才来的，听说在城里还挺出名。”
我付了钱，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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