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大门被推开的时候，我正蹲在一台老车床跟前擦油污。
铁门哐当一声，阳光涌进来，扬起的灰尘在光线里打转。
一群人走进来，白衬衫黑皮鞋，走在前头那个被几个人簇拥着，步子不紧不慢。
我没抬头。
赵成业的声音先响起来，尖得像车间里锯铁皮的动静：“邓玉萍！宋总来看咱们产线了，你赶紧起来！”我嗯了一声，拿棉纱擦了把手，站起来。
来人已经停在我面前了。
那双皮鞋擦得锃亮，杵在我那双浸满机油的黑布鞋边上。
我顺着皮鞋往上扫了一眼，白衬衫，灰领带，一张脸隔了三十五年的光景，就这么出现在我面前。
他弯腰，拿起我挂在胸口的旧工牌。
指尖在那个被机油浸得发黄的“邓玉萍”三个字上停了两秒。
车间里机床嗡嗡地响，赵成业在旁边陪着笑，说宋总您看这是我们老车间的老师傅了，技术过硬，老实肯干，就是不太会说话。
他像是没听见赵成业的话。
“玉萍。”
他叫了一声，声音不高不低，压在两排机床的噪音底下。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像是年轻时那些日子里某个普通的午后，他坐在我旁边，借我橡皮的时候叫我的声音。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我张了张嘴，喉头发紧。我忽然发现自己根本答不上来这个问题。
01
1986年，我十八岁，进了市纺织机械厂技校。
那是八月底，太阳毒辣。
我爹托了厂里老关系，把我塞进技校机械班，说女孩子学个手艺，一辈子端得住饭碗。
我在校门口站着，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包里是两件换洗衣服和半斤粮票。
那年月粮票紧俏，爹给我塞了二十斤饭票，说省着点用，一个月够了。我把饭票贴身放着，汗浸透了也不肯挪地方。
头一回见到宋耀华，是在食堂门口。
那时候食堂不像现在这样卖菜，就是一个大棚子，窗口开三个，一个打饭，一个打菜，一个打汤。
饭是棒子面窝头，黑黄黑黄的，硬的能把牙硌掉。
菜是白菜炖粉条，偶尔有肉，飘在汤面上，能看见就是有福气。
我排着队，看见窗口边上蹲着一个男生，手里拿着个窝头，一小块一小块掰着往嘴里送。
那人瘦得不像话，肩膀骨骼支棱着，把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撑出了骨头架子。
他吃得很慢，每咬一口都要嚼上半天才往下咽，像是怕吃快了胃受不了。
有人从我身后挤过去，故意拿手肘撞了他一下：“哎，穷鬼，让让道。”那男生没吭声，挪了挪位置，又低头啃他的窝头。
我注意到他脚边有一小片窝头渣，他吃完手里的，低头看了看那片渣子，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捡。
那会儿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也不是可怜，就是觉得，人怎么能瘦成那样呢。
到了晚上，熄灯前，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中午，我去窗口打饭的时候，多打了一份菜，端着往教室走。
经过宋耀华座位的时候，我顺手把那碗菜往他桌上一放，没停步子往前走了。
身后传来他的声音：“哎，这是？”
我没回头。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宋耀华。
班里三十个人，他考进来分数最高，但第一学期的学杂费他都是赊着的，班主任替他垫的。
他家里五个兄弟姐妹，父亲腿有毛病，干不了重活，全家就靠几亩薄田糊口。
他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一个黑窝头配白水，晚上一个黑窝头配白水。
中午那顿，他从来不吃。
我就想了个法子。
我把饭票分成两份，一份放在自己口袋里，一份搁在课桌抽屉最里头，用一本旧课本压着。
每回买饭的时候，我多买一个馒头或者半份菜，塞进课本底下。
宋耀华不傻，他肯定知道是谁放的，但他一次也没提过。
有一回，我上午最后一节课赶作业，走得晚。
教室里没剩几个人了。
我低头收拾书包，听见前排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抬头看，宋耀华正打开那本旧课本，从底下抽出我放的饭票。
他低头看着那两张二两的饭票，好半天没动。
教室里光线从窗户斜斜照进来，落在他的手指上。
他的指节粗大，骨节处有常年干重活磨出来的老茧。
他捏着那两张薄薄的饭票，指腹反复摩挲着边角，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开口。
他把饭票折好，塞进贴身衣兜里。然后我看见他伸手，把课本翻到最后一页，用铅笔在纸面上画了一道竖线。那道线很短，很浅，但我记住了。
他画了一道，代表他欠了一回。
我那会儿不知道这个动作他画了多少回。
我只是每天晚上回到宿舍，把当天的饭票数一遍，算一算这个月还剩多少，然后从自己的定量里再省出一点来。
我饭量大，以前一顿能吃三个馒头。
那阵子变成了两个，后来变成一个小米粥加一个窝头。
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心疼，但她不知道。
我不觉得苦。
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觉得，心里踏实。
02
十一月份的时候，天气转凉了。
车间里的机床嗡嗡地转，窗台上落了一层灰。
我坐在靠后排的位置，前面是宋耀华的背影。
他的蓝布褂子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
他坐得很直，腰杆挺得像根棍子，写字的时候背也绷得笔直，像是怕人看出他身体里面是空着肚子似的。
那天是数学课，赵成业是咱们班的班主任，在讲台上用粉笔敲着黑板：“这道题，是期末考试的重点，你们谁解得出来？宋耀华，你上来。”
宋耀华站起来，走到讲台上，拿起粉笔，三两下就写完了。
赵成业满意地点头：“到底是从农村考进来的孩子，肯吃苦，学习也认真。”他顿了顿，扫了一眼全班，“你们有些人啊，条件比他好不少，就是不争气。女同学呢，又不爱动脑筋，反正迟早要嫁人，学那么多也没用。”
他说到“女同学”三个字的时候，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去了。我攥着手里的钢笔，没出声。
宋耀华已经从讲台上下来了，经过我座位的时候，他的脚步顿了一下。他没看我，但我听到他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愣了一下。
他像是怕我接不上话似的，又补了一句：“你比谁都不差。”说完他就回自己位子上了。我坐在原地，手里攥的钢笔松动了一点。
那天下课后，我把课本翻开，发现课本里夹着一张字条大小的纸，纸上只有四个字，铅笔写的：“谢谢你。”我看了半天，把纸条夹进课本深处，没有回。
后来那双眼睛和那四个字，就一直在梦里了。
十一月中旬，宋耀华连续三天没来上课。我问赵成业，他冷冷地看我一眼：“你跟他是什么关系？打听那么清楚干什么？”我没再开口。
下午放学，我绕到班主任办公室门口，从半开的门缝里听见里头的说话声：“……耀华这小子家里又出事了，他爹上山采石头，把腿摔断了。他回家凑学费去了，说是要拉半个月的石头才能凑够。”
“哎，这孩子命苦啊。”
我站在门外的走廊里，手里端着从食堂打来的半饭盒白菜，忽然觉得没什么胃口了。
第二天，我用搪瓷缸子装了满满一缸子热水，放了几片干辣椒，就这么干抱着。
中午没吃饭，晚上也没吃饭。
程敏那时候还跟我不熟，看我不对劲，凑过来问：“玉萍你咋了？脸色这么白。”我摇摇头，说胃不舒服。
其实我是把当天的饭票全省下来了。
第三天，宋耀华回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教室里瞬间安静了一瞬。
他比走之前又瘦了一圈，颧骨高耸，脸颊凹陷，脸色灰败。
右脸颊上有一道新鲜的血口子，结着暗红的痂，像是被石头划的。
衣服上满是灰土，鞋上豁了个口子，露出里头沾泥的脚趾。
他默默走到自己位子上坐下，翻开课本。
没人跟他说话，他也没跟任何人说话。
那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下来，我趁他去上茅房的空当，走到他课桌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饭票。
我数了数，六张，每张一斤，一共六斤整。
我把那些饭票卷成一卷，用橡皮筋捆好，塞进他课本底下，又拿另一本课本压住。
做完这些，我回到座位上，心跳得有些快。
宋耀华回来以后，像往常一样翻开课本。
他翻到那页，看见了那卷饭票。
他的手指停在半空中，半天没动。
教室里的人三三两两走了，我坐在位子上假装抄笔记。
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他把饭票拿起来的声音，然后是翻开书页的声音，然后是铅笔划过纸面的声音。
我又画了一道。这大概是第四十几道了。
他没有来找我道谢，我也没有等他道谢。
但那天以后，我桌洞里偶尔会多出一样东西：一个洗干净的红薯，有时是一小把山里的枣子，有时是一块黑糖。
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从来没问过。
03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三月份，宋耀华的父亲又住进了医院，旧伤复发，加上长期营养不良，人瘦得脱了相。
宋耀华那阵子跟疯了似的读书，晚上教室熄灯了，他就蹲在走廊的灯底下做题。
我跟赵成业请了假，说回家办点事，实际上骑车跑了三十里路，去他家的村子看了看。
他家的房子是土坯的，屋顶上长着草。
堂屋里一张破桌，四条腿底下垫着瓦片。
他爹躺在床上，一条腿肿得老高。
我放下带来的两斤挂面和一小袋红糖，他爹一个劲儿问我：“你是耀华的同学？耀华在城里还好吧？”我说好，好得很。
走的时候，他爹从枕头底下摸出两块钱，非要塞给我。
我推不过，接了，揣在兜里。
回来的路上我骑着车，风吹得脸上生疼，我把两块钱掏出来看了又看，收在了贴身口袋里。
那两块钱我没有花。后来我夹在课本里，一直到毕业。
四月份，摸底考试。
宋耀华是全班第一，我是第二，差了十二分。
赵成业在讲台上点评成绩单：“咱们班的前两名，一个是宋耀华，众所周知，家庭条件不好，但人家肯学。另一个是邓玉萍，女同志嘛，能考到这个分数已经不错了，毕竟脑子就那么大，能有多大出息？”
教室里响起几声压抑的笑。
我没有笑。
我握着手里的笔，指甲掐进掌心。
末了听见前排传来一声椅子腿刮地板的声音。
宋耀华站起来了，高声道：“老师，考试成绩不分男女，邓玉萍是凭本事考的。你这么说不对。”
教室里彻底安静了。赵成业的脸色僵了一瞬，而后笑了笑：“行啊，宋耀华，懂得维护女同学了。好，那下次，你也督促督促她，让她考过你。”
宋耀华没接话，坐下了。他背挺得笔直，像一根钉子扎在座位上。
那天晚上，我在课桌里发现了一张新的纸条：“别听他的。你将来一定考得比我好。”我看了半天，把纸条叠好，放进贴身口袋里。
五月中旬，毕业前一个月。
宋耀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省城大学，机械工程系。
全班都炸了，那年代能考上大学的，十里八乡挑不出一个。
赵成业难得地笑了半天，拍了拍宋耀华的肩膀：“好好念！给咱们班争光！”
宋耀华站在讲台上，接受全班人的祝贺。他的目光扫过来一次，在我身上停顿了片刻，又移开了。
那一眼太短，隔了一个教室的人。
散伙饭定在五月底。
那天晚上食堂难得地炖了一锅肉，每人限量两勺。
有人喝酒，有人哭，有人往操场跑。
我在桌子旁边坐了会儿，起身打算走。
走到门口，被人从后面喊住了：“玉萍。”
我回过头。
宋耀华站在食堂门口的黄灯泡底下，手里攥着一卷东西。
他走近了，把那卷东西递给我：“你帮我收着。”我低头看了一眼，是一卷用牛皮纸包着的旧饭票，用红绳捆得整整齐齐的。
“这是你给我的那些。”他看着我的眼睛，“我数过了，一共二十一斤四两。我都记着。将来一定还你。”我接过那卷饭票，没说话。
他又站了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三个字：“我走了。”转身走进了夜色里。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枕边放着一封信。我拆开，字迹是他的，只有一行：“饭票，我这辈子还不清了。”
我看了看，把信纸和那卷饭票一起，夹进了课本里夹在最深处。
后来那间教室拆了，那本课本我一直带在身边。
从技校带到车间，从车间带到单身宿舍，从单身宿舍带到后来的筒子楼。
每次搬家都带着，压在箱底，一次也没有落土。
04
1988年秋天，我嫁人了。
对象是厂里技术科的一个技术员，叫罗洋，安徽人，父母早逝，在本地没什么亲人。
他会画图纸，会修机床，厂里不少姑娘盯着他，但他最后向车间主任提了亲，指名要娶我。
媒人问我的意思。
我坐在家里，想了半天，点了点头。
那会儿我爹的病越来越重了，弟弟妹妹还在上学，确实需要有人帮衬。
罗洋人不错，老实肯干，对我也好。
结婚那天没办酒，领了证，他在食堂打了两个荤菜，给我买了块的确良布料，做了件新衣裳，就算成家了。
婚后头两年还行，罗洋在厂里干得顺当，我也在车间站稳了脚。
1990年，我生下了儿子，取名宋泽宇。
罗洋说姓宋好听，我跟他商量了一下，同意了。
可婚姻这东西，不好说。
罗洋总说，他跟我结婚是因为我“踏实”，不闹腾，像个过日子的女人。
但他从来没问过我快不快乐。
他下了班就窝在屋里画图纸，偶尔喝了酒，就把图纸一张张摊开让我看，说“你看，这是我设计的，将来要上生产线的”。
我不懂那些，他就摇摇头：“跟你说了也不明白。”
生了儿子以后，我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下岗潮来了。
厂里开始发不出工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
罗洋在技术科待了五年，工资也从一百多块降到五十块。
他坐不住了，跟我说他跟几个朋友商量好了，要去南方闯一闯。
我没拦他。我知道留不住。
1993年3月，罗洋走了，留下一个信封。
他没让我送站，只说了一句“等我安顿好了来接你”，就拎着包走了。
那封信我在抽屉里搁了三天，第四天晚上还是拆开了。
里面没有多余的话，就一张信纸：“对不起。我这一走，可能不会回头了。儿子你带好，我每个月寄钱。”
我没撕信，也没哭，就把信叠好，放回抽屉里，锁上了。
那之后他寄过几次钱，头半年见过一回，后来就彻底没了消息。
1995年，我收到一张来自深圳法院的传票，罗洋起诉离婚，理由是感情破裂。
我没出庭，委托了律师签了字，从那时起，我就是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
厂里那几年是真难。
车间从八个班压缩到四个班，又从四个班压缩到两个班。
赵成业那时候已经升了车间主任，头上没几根头发了，说话倒是越来越硬气。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翻着花名册，指着我的名字说：“邓玉萍，你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孩子，又要接送又要做饭，车间里倒三班你吃得消吗？现在厂里精简人员，我看你不如先退下来，回家好好带孩子。”
我站在他办公桌前，把手里的一份车床维修记录拿出来，搁在桌上：“主任，我连续三年年终考核是优秀，车间里那台7620老车床大修，是我带着人加班干完了，赵主任您那会儿还表扬过我。”赵成业脸色不怎么好看：“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那些陈年旧账。”
“我提的不是旧账。”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只想跟主任说，这个岗位，我干得了。”
赵成业盯着我看了半晌，把花名册啪地合上：“行，你干。丑话说前头，你要是交不出活，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
那一年，我四个月没有休过一天假。
白天上工，晚上加班，周末还在车间里磨零件。
宋泽宇被厂里的托儿所阿姨帮忙带着，我去接他的时候常常已经天黑。
有时候阿姨已经让他在自己家吃了饭，我去接他，他手里攥着半个馒头，看见我，跑过来喊“妈妈”。
我蹲下去，把他搂进怀里，接过那半个馒头，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了，说：“你咋不吃完？妈妈不饿。”他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妈妈，你吃。我不饿了。”
那一年，我保住了岗位。
厂里人私底下说：“邓玉萍，厉害。”我没觉得厉害，我只是不敢倒下去。
夜里躺在筒子楼的单人床上，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声，有时候我会想到技校那间教室，想到那卷用红绳捆着的旧饭票。
二十一斤四两。对我来说，那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好的事。
05
1996年秋天，厂里来了一个通知：省工业厅组织全省机械行业技工技能大赛，每个车间出一个名额。
赵成业把这个名额压在自己手里，迟迟不公布。
他是想让自己的外甥去，但外甥那手艺拿不出手，交上去连初选都过不了。
我写了一封自荐信，直接递到了厂部办公室。
厂长看了，又安排人现场考我，我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把一台故障的滚齿机拆了重装，修好启动，误差标准达标。
厂长当场拍板：“就邓玉萍去。”
赵成业知道后，脸色黑得像锅底。
他找我谈话：“邓玉萍，你今年在车间也算老人了，让你去是给你机会。但你记住了，你是代表咱们厂，出了事，你一个人担着。”我说：“行，我担着。”
9月，我去了省城。那是1996年，距我毕业已经十年，距宋耀华考上大学也已经十年。
比赛设在省工业学校的实习车间里。
我考了第六名，全省机械行业女工里的第一名。
领奖的时候，省工业厅的一个副厅长亲自给我颁发证书。
他看了看我的名字，笑着说：“邓玉萍，好名字，像咱们工人。”
底下的工作人员递来一个信封：“邓师傅，这是奖金。”我接过信封时，忽然发现信封底下压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但我永远认得出来那笔迹：“玉萍，恭喜。我在台上看着你。”
我猛地抬头，望向主席台。
台上站着一排人，省工业厅几位领导都在。
其中一个人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四十岁上下，站在角落里，正看着我。
宋耀华。
他也看见了我。
隔着半个会场，他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周围全是鼓掌的人群，没人觉得这个点头有什么特别。
我把那张纸条捏在手心里，手心里的汗洇在纸面上，字晕开了。
颁奖仪式结束后，我在会场门口站了一会儿。
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邓师傅，这是省厅领导托我转交给您的。”我接过来，没当场打开。
回厂的大巴上，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省工业厅技改处处长宋耀华”，名片背面用铅笔写了四个字：“一切安好。”
我把名片塞回信封，放进包里。
回到厂里，赵成业在车间门口等着，见了就问：“第几名？”我说：“第六名。”他哼了一声：“就这？我还当你能拿第一。”我说：“第一名是省机床厂的老师傅，干了二十五年车工。我干十年，输了正常。”
赵成业的脸色变了变，没再说话。他大概没想到，我拿的是“全省女工第一”的名次。
那天晚上，我回到筒子楼。
宋泽宇已经睡了，手里还攥着一本从邻居家借来的《故事会》。
我坐在他床边，把那张名片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了信封里。
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有写信。其实我不知道该写什么。
那些旧事，像是被压在箱底的课本和那卷旧饭票一样，落了尘，封了边，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去翻了。
他老远地冲我点头，我也隔着一个会场冲他点头。
我们都有各自的日子要过。
他有他的仕途，我有我儿子。
06
后来那些年，日子慢慢顺了些。
2000年，厂子改制，从国营变成了股份制。
赵成业退了休，换了个年轻点的主任。
我技术过硬，被提为车间副主任。
老车间改造那年，我蹲在设备前画了一张手绘改造图纸。
图纸画了两个月，改了七遍，交上去，车间主任看了说“挺细的”，但没采用。
我也没放在心上。
图纸我收了起来，压在工具箱底下。
宋泽宇慢慢长大了，读书成绩一般，高中毕业以后没考上大学，就回来进了厂里。
从学徒干起，到技术员，一晃三年。
他性格像他爸，话少，倔，脾气上来了十头牛都拉不动。
我们母子俩平时沟通少，都在一个厂里，有时一整天也说不上两句话。
我也习惯了，日子像机床上的零件一样，按部就班地转。没大悲大喜，也没有意外之喜。
直到2021年春天，厂里贴出通知：省集团新任总经理要来厂里视察。
那会儿我们厂已经归入省属国企集团了，改制过来的头一年，来了个一把手，当然要下来看看。
车间主任陈主任通知我们：“明天全体穿工服，车床擦干净，工具摆放整齐。谁那边出岔子，谁自己兜着。”
那天晚上，程敏来找我聊天。
她那年也五十二了，还是老样子，嘴碎，爱打听。
她坐在我床边，磕着瓜子：“玉萍，你猜那天来视察的是谁？我听厂办的人说，新来的总经理姓宋，叫宋耀华。”
我手里正在纳鞋底，针停了一下：“哦。”
程敏凑过来：“哦？你就这反应？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你技校的时候，给一个穷同学塞过饭票吗？那人是不是他？”我放下鞋底，抬眼看了她一下：“你怎么知道？”
“嗨，厂办小张说的呗。他说新来的宋总当年在咱们这念过技校，家里穷得饭都吃不起，是班上有个女学生偷偷帮他，省了二十来斤饭票接济他。他说宋总一直到当了领导，都把那些饭票拿红绳捆着搁办公桌里，有时候拿出来看看。”
程敏越说越来劲：“二十多斤饭票，那会儿可不少啊！玉萍，你说那个女同学……是不是你？”我没回答。
我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鞋底，针扎进布面里，又拔出来，扎进去，又拔出来。
过了好一阵，我开口了：“明天还要上班，你先回去歇着吧。”
程敏走后，我在床边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穿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扎好头发，锁门去了车间。
陈主任在车间里指挥工人搬工具箱，扯着嗓子喊：“都注意了啊，今天集团领导下来视察，谁掉链子谁负责！”我蹲在车床边擦油污，没抬头。
外头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喊“宋总来了”，车间门口呼啦啦涌进来一群人。
我听见赵成业的声音，现在他退休了，被返聘回来当顾问，还在前头陪着：“宋总，您看这边是我们机加工车间，设备虽然老了点，但师傅们手艺都是一流的……”我没抬头，继续擦油污。
直到那群人的脚步声在我面前停下来。
“这师傅，麻烦您抬起头来。”
那个声音不高不低，被车床的噪音压了一半，但听得清清楚楚。我手停住了，慢慢直起腰，抬起了头。
他站在我面前。
白衬衫，深灰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鬓角有些白了。
但他的眼睛还是当年那样，黑亮，沉静，像一口深井。
他看着我，整个人顿住了。
车间里安静了那么两三秒。
然后他往前走了一步，弯腰，伸手，拿起了我挂在胸口的旧工牌。
他的指尖有些抖，但只有一瞬。
他低头看了看工牌上“邓玉萍”三个字，又抬起头来。
赵成业在旁边咳嗽了一声：“宋总，这是我们车间的邓师傅，技术骨干，干了三十多年了。”他像是没听见赵成业的话。
“玉萍。”他叫了一声，声音低低的，“是我，耀华。”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头像堵了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
车间里几十双眼睛盯着我们。
他问：“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我没答，也不能答。我怕我一开口，眼泪就会当着一车间人的面掉下来。
07
那天下午，整个厂区都炸开了锅。消息传得飞快，比车间里那台老设备还快。“宋总认识咱们车间的邓师傅！”
“何止认识！听说当年是邓师傅省饭票接济他读的书！”
“那不就是恩人了？老邓这不得飞黄腾达了？”程敏是最高兴的一个，她蹭到我的工位边上，一屁股坐下：“玉萍，你可真行！一句话都不说！你知道那个宋总现在啥级别不？省集团的一把手，管着全省几十家厂子！”
我低头磨零件，没接话。
“你倒是说句话呀！”程敏急了，“人家现在是大领导了，还能记得你，当着那么多人面问你过得好不好，你倒好，连个笑脸都不给人家。”
我放下手里的零件，抬头看她：“你想让我给啥笑脸？”
“你至少……吱个声啊！”程敏急了，“你说你一个人拉扯孩子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现在有门路了你不知道用？你家宋泽宇在技术科干了三年了，也没个动静，你就不想替他说道说道？”
我打断她：“程敏，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你别掺和。”程敏张了张嘴，叹了口气，走了。
傍晚下班，宋泽宇在厂门口等我。
他今年二十八了，个子高，瘦，眉眼越来越像他爸。
他靠着自行车，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就那么碾着。
我走过去，他叫了声“妈”。
“嗯。”
他顿了顿，吐出一句话：“我今天听人说……那个宋总，是你同学？”我没应声。
他又问：“你是不是……”他话说了一半，掐了烟头，跨上自行车：“算了，没事。妈你早点回来。”说话间骑车走了。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下班的自行车流里，心里不是滋味。
晚上我做了饭，热了中午剩的菜。宋泽宇没回来吃，打了个电话说出去了。我坐在桌边，一个人吃了半碗饭，剩下半碗在锅里温着。
快九点的时候，宿舍门被人敲响了。
我走过去打开门。
宋耀华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兜水果。
他换了一件普通的外套，没打领带，像是刻意低调。
他站在筒子楼昏暗的走廊灯光底下，看着我：“玉萍，我来看看你。”
我站在门口，没有让开。
他也没往里走，两个人隔着门槛，站了好一会儿。
走廊尽头有人在晾衣服，水珠滴答滴答响。
楼下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拖到我鞋尖前。
他先开了口：“那封信，你没回。”声音很轻。
“什么信？”我明知故问。
“1996年，让你去省城比赛，我托人带给你的。”他顿了一下，“我在信里写了……我的地址。我说，要是你愿意，写信告诉我。”
我没说话。
他停了很久，然后说：“我等了半年。后来想想，你大概是……不愿意。”他苦笑了一下：“我就没再写了。”
我望着走廊那头晾晒的床单，在风里微微飘动。
过了好半天，我说：“耀华，那都是老早以前的事了。”他点了点头，低声道：“我知道。”顿了顿，他又说：“但是，你看看你自己。这么多年，一个人，孩子也拉扯大了，岗位也没丢，车间里谁都敬着你。你过得不容易，我都知道。”
他把水果放在门口：“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你不用觉得欠谁什么。你不用跟我客气，也不用听人说闲话。你邓玉萍，凭自己的本事，走到今天，谁都不欠。”
我站在门口，低头看着那兜水果。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我弯腰把那兜水果拎起来，往里走了几步，又把门关上了。
那晚我没睡好。
翻来覆去，脑子里转的都是那句“那封信，你没回”。
1996年那封信，我确实没拆。
那时候我在车间里拼死拼活，儿子还小，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回那封信。
我怕。
我怕我一回信，心里那股劲儿就散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