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下旬，四川江津康庄，一位病重的老人把亲属叫到身边，交代起身后之事。他就是陈独秀。两天后，这位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在江津走完了六十三年的人生。
康庄并不是普通墓地。它位于江津西门外约两里，背靠青山，面朝长江，原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别墅。抗战时期，日机空袭江津，陈独秀曾到这里避难。望着康庄前坡的景色，他曾说：“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这句话，当时或许只是随口感叹，却被邓氏叔侄记在心里。陈独秀去世后，他们将康庄前坡作为墓地，并出面料理相关事宜。葬礼由邓燮康、周光午主持，江津各界人士参加。一个曾经声名显赫、晚年却屡遭困顿的老人，最终安葬在他生前喜欢的地方。
陈独秀晚年的困境，不能只用“落魄”二字概括。1937年8月23日，他因抗战形势和社会舆论压力获释。出狱时，他已经在监狱中度过多年，身体和生活都大不如前。门生傅斯年曾将他接到身边，后来陈中凡也给予帮助，但战乱之中，居所并不稳定。
1938年，陈独秀辗转长沙。同年7月2日抵达重庆后，他仍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监视。名义上恢复了自由，实际上行动受到限制。重庆夏季酷热，加上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影响，他的身体难以承受。8月3日，在友人邀请下，陈独秀迁往江津。
江津起初也没有给他一个安稳的落脚处。原本答应接待他的邓仲纯，因为家人顾虑，未能让陈独秀入住。陈独秀夫妇只得暂住七贤街的小客栈。那种尴尬并不难想象：朋友有心相助，却被现实牵制；老人有身份、有声望，却连一间固定住房也难以安排。
后来，江津中学校长施怀青出面协调，郭家公馆才腾出一间楼房。陈独秀夫妇暂时安顿下来。不过，监视并没有消失。江津县长曾对人说，重庆方面一两个月便会派人来了解陈独秀的行动。陈独秀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很少外出，也尽量不与人添麻烦。
有意思的是，江津并非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佛教研究机构内学院中的高语罕、欧阳竟吾、苏鸿怡等人，曾与他往来；邓蟾秋、邓仲纯、邓燮康、邓季宣等地方人士，也给予他实际帮助。邓燮康早年在复旦求学时听过陈独秀的课，对这位旧日名人一直怀有敬意。
这些交往并不全是礼节性的拜访。邓家曾邀陈独秀品尝河水豆花、泡酸菜等江津风味，生活上的照料，比客套话更实在。1939年3月，邓仲纯终于说服家人，陈独秀一家搬到延年医院居住。后来因轰炸、家庭摩擦等原因，又迁往距离城里二十多里的乡间石屋。
居住地点一再变动，陈独秀的病情也越来越重。高血压、肠胃炎、心脏病相互影响，治疗条件又十分有限。邓仲纯常常前往诊病送药，信件也由他代为收发。潘兰珍则承担了更多日常事务，照料陈独秀、婆婆和家人，使清苦的生活仍保持着基本秩序。
陈独秀并非没有机会改善经济状况。国民党方面曾表示愿意提供资助，但他拒绝接受。这里面有个人操守，也有对政治牵连的警惕。晚年的陈独秀可以贫困，却不愿以接受对方恩惠为代价，换取生活上的宽裕。
1942年5月25日，病情恶化的陈独秀留下遗嘱。他对潘兰珍说：“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短短三句，没有铺陈，也没有哀叹，却包含着极重的分量。
“自主”，既是对妻子多年照料的尊重，也意味着她今后的生活由自己决定，包括是否再婚；“自立”则不只是经济上的安排，更像是陈独秀对她的嘱托，希望她在自己离世后，不依附任何权势，也不要因困窘而失去生活的主动权。
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遗体安葬在康庄前坡。墓地背山临江，位置清幽。邓氏叔侄没有把这件事办成铺张的排场，却尽力让这位故人获得了体面的告别。那三句留给潘兰珍的话，也随墓地和遗物一道，成为陈独秀晚年最清楚的一份自我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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