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世纪》杂志、孔东梅《翻开我家老影集》、贺小平口述，沈飞德整理.《姑姑贺子珍的沉寂岁月》、《永恒的初心 —— 赣南苏区红色故事》、《贺子珍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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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中期，上海湖南路的一处住宅里面，桌上摆着江西那边送过来的寻访情况，还有一张朱道来一寸黑白照片。
贺子珍盯着照片看了很久，脑子里总会想起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的医院生下男孩的往事。
这个男孩取名叫毛岸红，身边人都叫他小名毛毛。
1934年10月，红军大部队要长途转移，毛毛才两岁，经不起路上折腾，只能留给留在当地打游击的毛泽覃、贺怡两口子照看。
国民党军队打进瑞金以后，当地到处都在搜红军相关的人，为保住孩子性命，毛毛被转手交到普通老百姓家里养。
1935年4月，毛泽覃在瑞金山区打仗牺牲，孩子转手寄养的具体经过，就此断了线索。
1949年11月，贺怡专门跑到瑞金找毛毛，回去路上出车祸去世，知道当年内情的人又少了一个。
贺子珍定居上海之后，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个失散的孩子。
1953年，她写信给江西省的领导，希望江西这边帮忙找人。
江西的干部王家珍跑遍瑞金各个村子打听消息，在朱坊村打听到朱盛苔、黄月英夫妻俩收养过红军家孩子这件事。
两口子给孩子起名朱道来，顶着战乱的风险把孩子拉扯长大。
江西把打听来的全部情况，连同照片一起送到上海。
贺子珍对照年龄、长相、一件旧棉袍子，还有血型的结果，认定朱道来就是丢了很多年的毛毛，希望能让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上海当面见一面。
上海见过面之后，一行人又去到北京进一步核实情况。
到了北京，朱月倩站出来说，朱道来是她和牺牲的霍步青的孩子霍小青。
又过了很多年，当年这些风波都过去，朱道来才跟人说起，早些年被人询问的时候，自己没有把所有实情讲出来。
【一】毛毛出生，战火降临带来骨肉分离
1932年11月，福建长汀福音医院，贺子珍生下一名男婴，伟人给他取名毛岸红。
当时贺子珍身患痢疾，医生不建议她哺乳，伟人专门请来一位江西奶妈照料孩子。
奶妈习惯叫小孩 “毛毛”，伟人与贺子珍也就跟着这么称呼孩子。
毛岸红长相白净，十分聪慧，伟人非常疼爱他。
孩子出生的时候，中央苏区局势还算平稳，一家人在苏区度过了短暂安稳的时光。
仅仅过了不到两年，战场形势急转直下。
国民党调集大量军队包围中央苏区，红军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守住原有地盘，准备开启长途转移。
1934年10月，红军大部队从于都出发，踏上长征的路途。
毛毛才刚刚满两周岁，长途行军风餐露宿，到处有敌人围追堵截，这么小的孩子根本扛不住路上的折腾。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把毛毛留在瑞金，托付给留下来打游击的毛泽覃、贺怡两口子照看。
离开瑞金沙洲坝之前，贺子珍拆开自己身上穿的灰布军装，往里填上棉花，缝了一件厚棉袍留给两岁的毛毛。
大部队走后，国民党军队很快打进瑞金，当地到处搜捕留下来的红军，还有红军家属。
毛泽覃和贺怡没有固定住处，需要不停换地方躲避敌人。
日子一天比一天凶险，为保住毛毛的性命，夫妻俩只能把孩子再一次转手，交到瑞金当地普通老百姓家里寄养。
打仗的年头，所有交接全靠口头传话，没有留下任何手写记录。
1935年4月26号，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碰上敌人，打仗的时候牺牲。
牺牲之前，他没来得及把寄养毛毛那户人家的名字、地址告诉身边战友。找孩子的这条关键路子，直接就断了。
往后所有人，只能靠着当地老百姓零零碎碎的回忆，去猜孩子后来去了哪里。
贺怡继续留在赣南做地下工作。
这种工作不能大张旗鼓到处打听孩子的下落。
要是说话做事被敌人眼线盯上，不光自己会出事，收留孩子的普通农户也会招来杀身之祸。
贺怡只能靠着地下熟人，零零星星问几句，没法挨家挨户实地去核实真假。
1937年，贺子珍离开国内去往苏联，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心里一直记挂留在国内的小儿子。
身在国外，国内消息传过去很慢，能听到关于毛毛的大多是小道传闻，没有办法去核实真假。
1947年贺子珍回到国内，先住在哈尔滨，五十年代搬到上海生活。
国内局势安稳下来，才有条件好好去找失散的孩子。
1949年，江西赣南全部解放，贺怡调到吉安当地做干部，立刻重新开始找毛毛。
她一趟趟跑瑞金各个村子，找经历过当年事情的老百姓聊天，收集各种碎片化说法。
十几年仗打下来，当年经手送养孩子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人世，活着的人，也记不全完整经过。
1949年11月21日，贺怡在瑞金打听完情况坐车回吉安，路上车子翻掉，贺怡当场遇难。
贺怡一死，知道孩子寄养细节的人又少了一位，毛毛到底在哪，彻底变得模糊不清。
1953年，贺子珍写信给江西省的领导，希望江西这边帮忙找人。
江西接到找人的请求，安排工作人员下乡走访。
工作人员跑遍瑞金、于都、长汀周边大大小小村子，找经历过土地革命时期的老乡聊天，记录下各种各样的说法。
不少线索查过之后都被排除，忙活很久，才挖到朱盛苔、黄月英收养孩子这条关键消息。
下乡找人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碰到不少麻烦。
打仗过去十几年，部分上年纪的老人记忆会乱，会把好几个不同孩子的故事混在一起。
还有些老百姓，经历过战乱，心里有防备，不愿意提起当年收养红军孩子的旧事。
也有老乡好心，会把本村孩子的经历，往要找的孩子身上靠。
工作人员只能来回对比不同人的说法，把明显矛盾的内容筛掉，留下靠谱一点的线索，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个月，才有实质进展。
【二】瑞金查到线索，上海见面初步认定身份
王家珍当时在江西优抚部门干活，接到找人任务之后，跑遍瑞金几十个村子。
大多时候要靠走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跑，找年纪大的老乡聊天，只要听说谁家当年养过红军的小孩，就坐下来仔细听，把老乡说的全部记下来。
1953年，走访到朱坊村，当地老乡跟王家珍说起朱盛苔、黄月英两口子收养红军小孩的往事。
王家珍上门，跟朱盛苔、黄月英面对面聊天，也跟年轻的朱道来谈话，把养父母讲的小时候的经历，还有家里收养孩子的经过全部记录下来。
两口子讲，1933年收下还在襁褓里的男婴，对外取名朱道来。
家里靠种地过日子，到处都是敌人搜查的情况下，一点点把孩子拉扯长大。
夫妻俩之前自己的孩子没能保住，心里很痛，收下朱道来之后，拼尽全力护着这个孩子平安过日子。
国民党士兵好几次进朱坊村盘查红军家属，朱盛苔、黄月英对外一口咬定朱道来就是自己亲生，半点不提孩子真实来历，就怕招来祸事。
平时过日子，养父母很少跟朱道来聊他的出身，只告诉他，他是收养来的。
至于亲生父母是谁，当年怎么送过来的，几乎没有细说。
朱道来长大成人，只知道自己不是养父母亲生，关于亲生父母，只有一星半点零碎说法，完整经过一概不清楚。
走访的工作人员给朱道来拍了照片，整理好收养时间、养父母的说法、长相特点，还有那件旧棉袍的情况，一层一层往上递交，从江西送到上海，交到贺子珍手上。
贺子珍看完所有收集上来的情况，一遍一遍看着照片，随后提出请求，希望黄月英陪着朱道来到上海，当面见一见，确认情况。
经过多方协调，王家珍陪着黄月英、朱道来坐火车从瑞金赶到上海，见面就在贺子珍居住的房子里面。
黄月英把保存了二十年的灰布棉袍带过来，交到贺子珍手里。
这件衣服穿了很多年，布料磨得很厉害，上面有不少缝缝补补的痕迹，战火年头能留下来，已经十分难得。
之后做了血型比对，结果显示贺子珍和朱道来血型对得上。
好几件事凑在一起，贺子珍心里拿定主意，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失散多年的毛毛。
在上海待的两个月里面，贺子珍多次和朱道来坐在一起聊天，听他讲从小到大的生活。
朱道来能记起来的小时候的事少得可怜，大部分童年故事，都是听养父母转述得来。
上海聊天得到的全部情况，整理之后送往北京。
上海这边见过一轮之后，北京通知相关人员去北京，多方坐在一起交叉核对，把身份这件事捋清楚。
一行人接到通知，离开上海去往北京，住进接待外地来人的住所。
在上海相处的这段日子，朱道来是头一回近距离和贺子珍接触。
贺子珍这边，二十多年心里一直挂念孩子，长相、旧衣服、血型，好几条看得见的线索，全都和自己心里想的对上，她很自然就相信眼前的结果。
【三】北京核对情况，冒出两套完全不一样的认亲说法
一行人抵达北京之后，所有从各地收集来的情况全部交到周恩来手上，相关情况也汇报给伟人，朱道来的照片同样送过去。
看完照片，伟人说这个年轻人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没有直接下定论确认身份。
北京这边刚启动核对工作，当时在南京上班的朱月倩专程来到北京，说出自己的认亲诉求。
朱月倩说，朱道来是她和革命烈士霍步青生的儿子霍小青，当年局势太乱，没办法自己养孩子，只能把还在襁褓里的孩子托付给瑞金当地老乡照看。
霍步青当年在苏区做工作，1933年9月在福建宁化因病去世。
霍步青走的时候，朱月倩已经怀着身孕，同年10月生下男孩，取名霍小青。
到处都是国民党搜捕的情况下，朱月倩没办法亲自把孩子带在身边，托人联系上刚刚失去亲生孩子的黄月英，请她帮忙抚养孩子，对外改名朱道来用来掩护身份。
朱月倩离开苏区之后，还断断续续和孩子这边有一点联系，后来局势进一步恶化，两边彻底断了来往。
得知江西在寻找红军失散后代，朱月倩就赶到北京认亲，也拿出能佐证生孩子、托人养孩子的相关材料。
两套完全不一样的认亲说法，摆在负责核对的人面前。
贺子珍苦苦思念二十多年，上海当面见过之后，认定朱道来就是毛毛，手上有长相、旧棉袍、血型匹配这些依据。
朱月倩讲出自己家的过往，认定朱道来就是自己当年送出去的霍小青，同样拿出对应的佐证。
五十年代国内还做不了血缘检测。
想要分清对错，只能靠活着的人的口头讲述、留存下来的旧物件，比对时间先后。
打仗毁掉大量过去的记录，很多事情只有单方面口头说法，当年很多关键当事人已经牺牲不在人世。
同一件旧事，不同人因为经历不一样，记下来的时间、细节会出现出入。
负责核对的人，只能耐心分辨，哪些只是年纪大记混，哪些是事实本身就互相冲突。
工作人员分头找人谈话，分别找贺子珍、朱月倩、黄月英、朱道来，再加上江西送来当地老乡的说法，一条一条比对两套说法里的时间、孩子转手经过。
每一回聊天，都会反复确认事情发生的时间、什么人在场、地点在哪里，把不同人的说法放在一块，找出互相矛盾的地方。
朱道来接受问话的时候，讲出来的都是养父母告诉他的小时候的故事。
不管认定哪一方说得对，另外一位满心盼着孩子的母亲，希望就会落空。
工作人员把全部调查到的情况往上汇报，伟人给出处理意见，不管是谁家的孩子，都是革命后代，交给组织来妥善安排。
后续安排定下来，朱道来留在北京继续读书，由帅孟奇负责照看他的生活学习。
黄月英回到瑞金朱坊村，继续在家种地过日子。
贺子珍返回上海，心里依旧认定朱道来就是毛毛。
朱月倩回到原本的岗位继续工作，依旧坚持自己的认亲说法。
朱道来在北京读完中学，考上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分到搞科研的单位上班。
【四】日子一年年过去，身世的疑问一直悬着
在北京安顿下来以后，朱道来一头扎进读书和工作里面，很少主动提起自己身世这件旧事。
当年在北京核对时留下来的矛盾分歧，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外面几乎没人再提起。
学习、科研占掉朱道来绝大部分精力，身世带来的种种纠葛，他尽量放到一边。
贺子珍回到上海之后，一直和朱道来书信来往。
写信的时候，贺子珍说话的口吻，就如同母子之间正常聊天。
贺子珍身边亲属回忆，贺子珍晚年生病住院，还会时不时说起朱道来，心里原先的想法一点没有改变。
两地相隔很远，书信就是两人主要的联系方式，贺子珍会写上海的日常生活，也会问朱道来在北京读书上班过得怎么样。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前期，社会环境不停发生变化，身世这件事，再也没有重新拿出来复查。
朱道来埋头忙学业和岗位上的任务，日子过得紧张忙碌。
1964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个单位要求在岗人员写下自己的思想情况，还有个人过往经历。
朱道来按照单位要求，手写了一份个人情况说明。
在这份自我检查材料中，朱道来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说出了过去没有讲出来的全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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