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安徽泾县，叶挺率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陷入重围。山路被封，电台失去联系，部队在连续作战中逐渐分散。此时的叶挺，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一次突围，而是新四军成立以来最严峻的生死关头。

这个标题流传很广，但严格说并不完全准确。新四军初创时期的六位核心人物中，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后来确实相继遇难，张云逸活到1955年并被授予大将军衔，邓子恢则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地方和政务工作，1972年病逝，并非死于战乱。

新四军的成立，本身就是一次特殊整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各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这支部队成分复杂，分布又十分分散。有人来自中央苏区，有人长期坚持地方游击战争，还有部队多年没有得到正规补给。武器不统一，番号不统一，作战习惯也不一样，真正把这些力量拧成一股绳，远比宣布改编困难。

叶挺的身份尤其特殊。他是北伐时期的名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因战功获得“北伐名将”的声誉。新四军成立时，他没有中共党籍，却被任命为军长。这个安排既有军事上的考虑，也带有统一战线的意味。

项英则是另一种角色。他长期在中央苏区和南方根据地负责党政军工作，在新四军内部具有很强的组织影响力。叶挺偏重军事指挥，项英更多处理政治、后勤和根据地事务，两人的职责本可互相补充，却也容易在部队发展方向上产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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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不爱多说话，却长于整顿部队和落实命令。他参加过南昌起义，领导过百色起义，担任过红七军军长。新四军成立后，他负责参谋和作战协调，后来又主持部队向敌后发展，是少数能够在不同军事系统之间保持稳定执行力的将领。

袁国平和周子昆，一人长于政治工作，一人熟悉军事参谋。袁国平重视部队思想和组织建设，周子昆则常在行军、作战和训练一线处理具体事务。邓子恢的工作重点不同，他更关注地方组织、群众动员和根据地建设。六个人分工各异，恰好组成了新四军最初的骨架。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他们命运的，并不是成立时的职务安排，而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战略选择。

1938年以后，日军不断向华中推进。新四军究竟应当留在长江以南，还是向敌后发展，军部内部逐渐出现压力。国民党方面要求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中共中央则要求部队扩大敌后抗战。军事部署背后，实际上牵涉部队生存和根据地建设。

1940年下半年，国共摩擦加剧。国民政府要求新四军江南部队北撤，部队转移路线、时间和规模成为争议焦点。叶挺、项英最终率部北移，但行动迟缓，给了对方调集兵力的机会。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从云岭出发北移。1月6日，部队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包围攻击，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兵力、装备和地形均处于不利状态，激战数日后，部队大部失散或被俘。

叶挺在谈判过程中被扣押，之后被囚禁多年。1946年获释后，他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4月8日，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叶挺遇难。那一年，他五十岁。

袁国平在突围中负伤，1月14日前后于皖南山区牺牲。周子昆也在突围后失踪，后来确认遇害。项英和周子昆在皖南事变后辗转隐蔽，1941年3月，二人在赤坑山附近被叛变人员刘厚总杀害。关于具体经过，史料记载存在差异，但两人的结局已经明确。

张云逸没有参加皖南军部的最后行动。此前，他奉命前往苏北，参与新四军江北部队的整编和发展，因此避开了那场灾难。此后，他历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主要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又参与华东地区的军事和政务工作。

1955年授衔时，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他是十位大将中年龄最大者之一，也是新四军初创领导层中唯一获授大将军衔的人。叶挺已经去世，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早已牺牲，邓子恢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和农业方面的重要职务，不再属于现役军队授衔对象。

军衔评定并不是单纯按照革命资历排座次。1955年的授衔，主要依据在军队中的任职、战功、资历以及授衔时的身份。张云逸长期担任军事领导职务，经历红七军、新四军、华东和全国军队建设多个阶段，授予大将有明确依据。

因此，“五人遇难，一人授衔”更像是对新四军早期领导层命运的概括，却不能把邓子恢也列入遇难者。历史人物的结局，不能只靠一句醒目的标题来判断。叶挺死于空难，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牺牲于战争与动荡，邓子恢走完了另一条政务道路，而张云逸独自站上授衔台，身后却连接着一整代新四军创建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