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古巴哈瓦那与北京相距万里，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地点，却被一场核危机和一场边境战争牵在了一起。北京的决策者一边关注加勒比海上美苏军舰的对峙，一边处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战事，任何判断失误，都可能使局势同时向危险方向滑去。
古巴革命改变了加勒比海的力量格局。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美国随即把这个距离佛罗里达并不遥远的岛国视为威胁。1961年4月，美国支持的古巴流亡武装在猪湾登陆，行动失败后，美古关系彻底恶化，古巴转而寻求苏联保护。
赫鲁晓夫看中的，不只是援助古巴本身。苏联把中程导弹部署到古巴，既可牵制美国，也试图弥补自身在远程核力量上的劣势。1962年6月，苏古达成秘密协议，苏联开始向古巴运送导弹、飞机和其他武器。这个决定极其冒险，古巴距离美国本土不到两百公里，而苏联本土却远在万里之外。
1962年10月14日，美国高空侦察机拍摄到古巴导弹基地的照片。10月16日，肯尼迪获悉相关情报。美国政府经过连续讨论，没有立即轰炸，而是选择海上“隔离”。10月22日晚，肯尼迪向全国发表讲话，要求苏联撤走古巴的进攻性武器。
美国舰队迅速进入指定海域，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进入戒备状态。苏联方面则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拦截，双方军舰一度隔海相望。白宫担心的是导弹，克里姆林宫担心的是美国入侵古巴，卡斯特罗担心的则是自己的国家被大国当成谈判筹码。
危机爆发时，中国并不知道苏联事先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全部内情。北京最初的公开立场很明确：支持古巴革命，反对美国封锁和战争威胁。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支援古巴人民。北京认为，美国以军事压力逼迫古巴，不能被包装成维护和平。
这里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就在加勒比海危机最紧张的阶段，中国正在进行对印自卫反击。1962年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展开反击；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主动停火，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对北京而言，西南边境的战事与古巴危机并非两件孤立的事情：一边是边境安全，一边是核大国对峙，任何一方失控，都可能牵动另一方。
10月26日至27日，赫鲁晓夫先后致电肯尼迪，提出撤走导弹，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等条件。10月28日，美苏达成解决方案。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秘密同意撤除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苏联则撤走古巴导弹。11月20日，美国宣布解除海上隔离，危机基本结束。
问题也由此出现：苏联同美国谈判，却没有充分征得古巴同意。卡斯特罗拒绝联合国人员进入古巴，并提出停止制裁、停止颠覆活动、停止袭击、停止侵犯领空领海、撤除关塔那摩基地等五项要求。古巴的态度，得到了中国公开支持。
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不是苏联撤走武器本身，而是大国是否可以绕过当事国，以别国利益换取自己的安全。北京的判断是，古巴有权决定如何保卫本国主权，不能因核危机存在，就要求弱小国家单方面接受安排。毛泽东还把这种做法同战后大国处理中国问题的旧例联系起来，因此对苏联的处理方式格外警惕。
“为什么古巴不能提出自己的条件？”这是当时中国舆论中的核心疑问。北京并未主张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拦撤走导弹，却反对以牺牲古巴主权换取美苏妥协。这个区分，正是中国所说的原则立场。
苏联领导层对此十分不满。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在最危险关头避免了核战争，中国却把妥协说成对古巴不负责任。12月12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把中印边境冲突和古巴问题联系起来，批评中国的立场。随后，部分东欧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也加入批评，指责中国支持古巴是在制造困难，甚至会把世界推向热核战争。
中国没有沉默。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重申反对美国侵略，同时批评把核武器当作外交赌注的做法。文章提出，既不能在战略上畏惧帝国主义，也不能在具体行动上轻率冒险；既反对投降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
12月3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对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古巴危机的说法逐条回应。文章强调，中国从未主张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也不反对撤走所谓进攻性武器，但坚决反对用别国主权换取同美国的妥协。
这场争论后来成为中苏论战的一部分。它既涉及古巴的命运，也牵涉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国能否替小国作决定。1962年的北京，既要面对中印边境的枪声，也要面对美苏核对峙传来的压力；公开表态背后，是对安全、主权和阵营关系的多重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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