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初心是好的，在中苏关系变得微妙的大背景下，想要尽可能降低苏联对我军的影响，以免受制于人。
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问题被上纲上线扩大化，开国大将粟裕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此后半生都顶着莫须有的帽子，处境格外艰难。
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牵扯到的人几乎都要公开表态。就连三野的老首长陈毅，为了避免整个系统被牵连，也只能在会议上对粟裕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他的发言甚至被彭德怀公开称赞，说对反个人主义有重要意义。
其他三野出来的干部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的人迫于形势跟着附和，也有人宁愿自己受牵连，也不肯说一句违心话。
时任69师政委的傅奎清，就是后者。
傅奎清是湖北英山人，在抗战时期就参加了新四军，解放战争的时候一直在粟裕的麾下打仗。苏中七战七捷神来之笔，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以弱胜强，再到后来淮海战役的大捷，这些胜利都是跟着粟裕走过来的。
他比谁都清楚这位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粟司令，从来都是把党和军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年两让司令的事在三野人尽皆知，所谓的“个人主义”和“野心家”的说法，在傅奎清看来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本来只是个师级干部，按说这种级别的会议根本轮不到他参加的，可偏偏批判粟裕的力度被不断的加码。开会的人数从最初的300人一路扩张到了1400多人，要求每个师的党委书记必须到会，作为69师党委书记的傅奎清，就这么临时接到了通知。
会场上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三位元帅都公开对粟裕提出了批评，敢站出来说句话的人寥寥无几。三野出身的干部更是被当成了重点突破对象，一群人在盯着他们，就想从这些老部下嘴里掏出点能坐实罪名的“黑材料”。
见傅奎清迟迟不肯发言，有人就开始当面的批评他态度不端正，逼着他跟着一起批粟裕。
可傅奎清只是低着头，始终不肯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我们华东的同志都知道粟裕的为人，那些罪名根本不符合事实，我们怎么可能瞎说？”就这样因为不肯附和，傅奎清也连遭了好一顿批，可他半点都没动摇。最后还是被免去了总参谋长职务，顶着帽子调到了军事科学院工作。
傅奎清也回到了部队，但他心里始终认定自己的老首长没有错。到了60年代的时候，粟裕的处境依然没有什么好转。
他想要到一线看看，了解下实际训练的情况，却受到了许多限制，别说去军营了，就连地方都要层层审批，还有人特意打过招呼说不要让他接触军事相关的内容。
后来叶剑英见他憋得难受，建议他去东北疗养散散心，粟裕才得以离开北京。可是这次的东北之行也没有让粟裕感到舒服，他走了好几个地方，当地接待得虽然客气，却都刻意避开所有部队的地方，一点都不让他接触部队的事。
粟裕本来以为这趟就是走马观花看看风景，没想到到了齐齐哈尔居然收到了一份天大的惊喜。当时69师正好移防到齐齐哈尔，傅奎清还是师政委。他听说老首长来了，根本不管什么“限制”，直接开着吉普车就把粟裕接到了师部大院。
在那一天69师的师部并没有存在所谓“犯了错误的干部”这样的情况，仅仅是存在久别之后重新相逢的老部下以及老首长。傅奎清陪同着粟裕去看营房方面的情况、看训练方面的状况，一起聊一聊部队在这些年所产生的变化情况。
粟裕那紧绷了好多年的神经，在这一次头一回彻底地放松了下来。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傅奎清又亲自驾驶着车辆把他送到了火车站这个地点，给予了老首长足够的尊重对待。
这一件事情在《粟裕年谱》这本书里面仅仅只有短短一行的相关记载，可这背后所存在的风险只有傅奎清他自己心里清楚明白。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敢于这么光明正大地去接待被批判的粟裕，稍微不留意就有可能被戴上不好的帽子，从而断送自己的前程。
但是傅奎清并不在乎这些。在他的心里一直记着一件事情——老首长还没有得到平反。
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傅奎清从师政委这个职务一步一步地做到了福州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委这些职务，在1988年的时候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职务变得越高，他就越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为粟裕做一些事情。
老三野的数位干部在王必成等一些人的倡议之下联合署名上书，傅奎清自然是大力地支持。
在1993年的时候，新四军老战士黄亦凡等五个人联合署名起草了一份《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10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这份报告首先呈递给傅奎清进行审查并且获得同意，傅奎清不仅签了字，还亲自用笔写了一封信给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请求尽快去解决老首长粟裕的名誉方面的问题。
他在信当中特别提到，“金冶、谭肇之等同志长时间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他们对于粟裕同志的生平了解得比较深入，并且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当中，体现出的是一位老部下对于老首长最为朴素同时也最为坚定的维护。
经过了四个月的等待时间之后，在1994年2月16日这一天，总政办公厅正式通知南京军区政治部，要求组织相关人员代为起草一篇缅怀粟裕同志的文章，并且明确地指示在文章当中可以写明粟裕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在同年12月25日这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合署名发表了《追忆粟裕同志》这一篇文章，明确地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并且因此长时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
粟裕的夫人楚青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购买了两份报纸，一份拿去烧给粟裕，另外一份烧给了一直为粟裕到处奔走的老战友王必成。
傅奎清没有等到粟裕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平反的那一天。但是他做了自己能够去做的所有事情——在1958年的时候，他拒绝在批判会上采取落井下石这样的行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顶着风险把处于落魄状态的老首长接进了军营；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以南京军区政委的身份亲自用笔写信，为粟裕讨回清白。
从师政委到军区政委，职务是在发生变化的，但是不变的是他心里的那杆衡量的秤。有些事情，总是要有人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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