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淮河下游洪泽湖畔，泗州官民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洪水，而是一座州城即将从地图上消失的现实。州署、仓库、城门和民居，经过多年加固，仍挡不住水势上涨。有人问：“州城淹了，州衙还能设在哪里？”答案很快落在淮河南岸的盱眙县。
泗州旧城并不在今天泗县的位置，而是在淮河北岸，距离盱眙县城只有二里左右。早在宋代，这里便是州治所在。明初又在旧有土城上包砌砖石，将东西两城合为一城，城周约九里三十步，设有四座城门、角楼、敌台和警铺，规模颇为可观。
这座城的位置曾经非常理想。淮河从城南流过，汴河贯穿其间，向北可以联系中原，向南能够通达江淮。隋唐至北宋时期，泗州是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商旅、漕船和各地物资在此交汇，城中人口繁盛，文人往来不断。
问题出在水系改变。
1194年，黄河在战争和长期失修的影响下改道南下，夺淮入海。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进入淮河及其下游湖泊，原本相对稳定的河道逐渐淤塞，洪泽湖水面不断扩大。泗州从交通要地，慢慢变成了淮河洪水最直接的承受者。
明代朝廷也不是没有治理。为了维持京杭大运河漕运，治河采取了“南分北堵”等办法，并通过筑堤、蓄水、借洪泽湖水冲刷黄河泥沙。设想很周密，实际却常常事与愿违：黄河水量和泥沙远超淮河承受能力，清水没有冲走浊流，反倒屡屡出现黄河倒灌。
泗州城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万历年间，州城刚修缮完毕，便遭淮水浸灌。城根长期泡在水里，砖石脱落，城外壕沟的水位甚至高过城内。为了防止洪水倒灌，东门、西门和北门相继堵闭，官民进出往往只能依靠南门。
到了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洪水再次灌入城中。百姓只得排水、填高街道，再封堵城门，并在城外修筑护堤。可堤防能挡一时，挡不了持续抬高的水位。城外农田逐渐沦为泽国，潮湿环境又带来蝗灾和疫病，泗州的城防已经从军事设施变成了勉强维持生存的屏障。
清初形势更加严峻。1680年，洪泽湖水位达到极高水平，淮水漫入泗州城，城墙、街巷和民居相继被水吞没。泗州并非主动选择离开故土，而是旧城已经无法继续承担州治功能。州署只能迁往盱眙，借用邻近县城处理政务。
盱眙虽与旧泗州隔河相望，却并不适合作为整个泗州的长期中心。淮河与洪泽湖水面变宽后，风浪明显增强，渡河不再是过去那样撑船即过。遇到逆风，官员办案、百姓诉讼、催征钱粮，都可能在河边滞留数日。
更麻烦的是，泗州辖区并不只在河对岸。盱眙、天长、五河等地分布在不同水路之间，州治设在盱眙，等于把行政中心放在辖境偏南的一角。遇到水情恶劣时，远处百姓甚至要绕道定远、凤阳、五河，路程可达数百里。州衙虽在办公，治理却被河湖切成了几段。
有意思的是，水患还牵动了治安。淮河、洪泽湖和各条支流形成了复杂水网，盐枭往来其间，缉查极为困难。雍正二年，清廷将泗州升为直隶州，盱眙、天长、五河三县归其管辖，正是为了加强对这一片水陆通道的控制。
州治总不能永远寄放在别县。清廷一度考虑在双沟或包家集另建州城。双沟地势开阔，水运条件也不差，却因居民不足、人口规模有限，难以支撑一个直隶州的官署、仓储和日常运转。新建州城需要钱粮，更需要人口和稳定的行政腹地，这条路并不现实。
转机来自泗州北面的虹县。虹县隶属凤阳府，县域不大，政务相对简少，县城距离泗州辖地又近。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1777年，安徽巡抚闵鹗元提出裁撤虹县，将其版图、民赋并入泗州，并把原虹县县城改作泗州州城。
这是一笔颇为务实的安排。原有城墙、衙署、仓库和坛庙都可以继续使用，不必另起炉灶；泗州也终于摆脱淮河、洪泽湖的直接阻隔。对官府而言，文书传递和案件审理顺畅了；对百姓而言，纳粮、投状和办理事务不必再冒险渡河。
虹县并非完全消失，其旧县地后来成为泗州辖下的虹乡。乾隆四十五年，知州张佩芳到任时，迁治已经三年。他在记文中提到，两地百姓都认为此举便利。这个细节说明，州治迁移并非单纯的地图挪动，而是一次由水患逼出来、又由行政现实完成的重新布局。
此后，泗州州治固定在原虹县城。1912年，民国废州改县，泗州改为泗县，县名和治所由此延续下来。于是，今天的泗县城，实际上承接的是古虹县的城址；而最初那个隔淮河与盱眙相望的泗州旧城，则长久沉在洪泽湖水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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