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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叁》
1948年底，国民党主力兵团在大陆战场上纷纷被歼，战场起义好比多米诺骨牌，一发而不可收。而被称为“军中精英”的空军部队，此时也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兵变”,蒋介石亦束手无策……
“天之骄子”荣归故里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就开始着手重建在抗战初期几乎被摧毁殆尽的空军部队。当时，重庆国民政府提出了“投笔从戎，参加大反攻”的口号。西南地区的无数热血知识青年，为了抗日，纷纷从军。其中一大批人当上了特种兵，如当时新组建的兵种装甲兵、驻印缅远征军。而加入空军的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被称作是精英中之精英，又誉为“天之骄子”。
年轻的广西籍青年、士官生俞渤，此时则踌躇满志地进入了位于西子湖畔的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当时，海军多送英国培养，而空军则赴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后，蒋介石为着力培养这批年轻人，亲自指示要全部送往美国深造。于是，俞渤和一批青年士官，奉航空委员会之命，赴美国兰道夫斯空军基地受训。
在美国，中国士官们进行了两年多的艰苦学习和操练。在这期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俞渤和他的战友们个个欢呼雀跃，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祖国的胜利。
1946年的秋天，这批留美士官生分批回国了。俞渤等人乘坐的海轮辗转了数月，回到上海。当这批身穿美式夹克的空军军官们走下轮船时，受到了国民党政要和各兵种首脑极为隆重的欢迎。在震耳欲聋的军乐声和鲜花掌声中，俞渤和战友们在受宠若惊的同时，又在思考：我们是学空军的，日本人投降了，是否还要去打内战?当局急切地把我们从美国调回来，是不是出于内战的需要呢?如果把我们调到内战前线，我们怎么办?想到这些，当年的激情已荡然无存，脑子里只是空虚和迷惘。
“离地三尺三，老子说了算”
果然，俞渤等人的迷惘，很快就有了答案。
仅一个多星期后，俞渤和他在美国同期的三十多名军官，就奉国防部之命，到空军第八飞行大队报到，驻地在上海大场机场。俞渤知道，在1937年夏，日军曾在大场与中国军队进行过十分激烈的战斗。现在，自己就驻扎在这里，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大场机场是国民党空军在华东的一个重要基地，担负着华东数省的空防和轰炸任务。该基地常驻有三十多架美式B-24、B-29重型轰炸机。这两个机型的武器装备完备而先进。B-24轰炸机有两台发动机，可携带4吨以上的高爆炸弹，装备有9挺机关炮，其战斗力不亚于美制P-51型驱逐机。B-29是继B-24之后更新一代的机型，其性能和战斗力都不在B-24之下。
俞渤在美国时，清楚地知道这两种机型的杀伤力。当他刚坐进机舱时，一股不祥之感立即笼罩在心头。
几天后，俞渤就作为副驾驶，随机执行轰炸任务。当时，中共军队只有陆军，而防空火力亦很薄弱，所以国民党空军一再逞威，给解放军造成很大的伤亡。俞渤感到了难以名状的困惑：我们学空军，就是为了打中国人吗?
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件事。一次，他随机出航执行轰炸任务。在江南水乡的一片沃土上飞行时，向下望去，只见田野纵横，沟渠成网，村庄升起缕缕炊烟，湖泊如颗颗明珠……正在这时，机长接到了地面的命令：立即进入投弹准备。当飞至一个村庄上空时，耳机里又传来了：瞄准，投弹。几枚炸弹“唰唰”扔了下去。几秒钟后，地面上腾起了朵朵黑烟。俞渤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此时此刻，他想起了抗战中的一幕：一天，日本空军对广西南宁市进行大轰炸，父亲、母亲、大哥三人均葬身于大轰炸的瓦砾中。此时，地面上的情景会是怎样呢?他不敢再往下想了。一旁的战友，握着操纵杆的双手猛烈地颤抖着，额头上沁出了汗珠，痛苦地低下了头。
“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俞渤和他的战友们都这样想。但自己身为小小的少尉军官，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在几次轰炸后，俞渤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1948年冬的一天，他随机出航轰炸。当战机驶入预定投弹区域时，俞渤向地面报告了方位。地面命令：立即投弹。俞渤无奈地答应了一声：是。只见战友很卖力地摆弄着轰炸操纵杆，足足忙了几秒钟，飞机俯冲了下去，等掠过了目标，才把炸弹投下。开始，俞渤很是不解，一瞬间，他就明白了。这时，战友向地面报告：“炸弹投下，命中目标。”地面传来：“好，返航。”
俞渤向下一看，只见在一大片空旷的雪地里，升起了几小朵蘑菇云。两人眼神交会，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原来，这位战友把炸弹有意扔偏了。
降落后，俞渤极想找这位战友聊聊。而战友却不愿多说，只蹦出一句话：“离地三尺三，老子说了算!”
1948年，石家庄，起义后的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右一为俞渤，右二为周作舟，右三为陈九英，右四为张祖礼，右五为郝桂桥
俞渤学会了这一手，在以后执行轰炸任务时，常常是运用自如。从此以后，他在心理上逐渐地取得了一些平衡。
探访梅园新村
反内战的政治倾向，使俞渤一直在追求着救国救民的真谛。俞渤的一言一行，引起了一名军官的注意，他叫唐宛体，是俞渤的笕桥航校23期的同学，比俞渤迟一年到美国受训。他与俞渤一样，有着强烈的反战倾向。共同的志向，使两人走到了一起。私下里，他们阅读进步书籍，传递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久而久之，他们通过电台的广播，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看了报纸，也知道南京有个梅园新村是共产党代表团的驻地，后来，发展到要去“找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驻地—梅园新村
一次，唐宛体从上海到了南京，竟一个人找到了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见到了代表团的王炳南。王按照惯例，向他介绍了中共的具体情况。末了，王炳南为了他的安全，特地用小汽车把他送了出去。第二次，他干脆穿了美式空军夹克，挎着手枪，拎着飞行包，大模大样地闯了进去。通过两次与代表团同志的谈话，唐宛体更加了解共产党了。
唐宛体迫不及待地将两次成功的经历告诉了俞渤。唐兴奋地说：“共产党说了，我们留在空军，起的作用会更大的。”之后，他们两人就开始了新的工作。同时，在南京空军总部医院工作的一位地下党员林诚大夫也奉组织之命，与他们接上了头。
白崇禧的“保护伞”
俞渤和唐宛体二人，在笕桥空军基地、上海大场机场等处，又联络了好几名空军军官。大家碰到一起，常以喝酒为名，谈形势，谈工作，互相传递前方的战况，更重要的是，传达和交流共产党对空军的工作方针。其中心内容是:隐蔽待命，等候时机，组织更多的官兵参加革命，给国民党王牌部队以致命的打击。这七八名军官，各自又联络了一批人。渐渐地，空军内部的厌战情绪迅速蔓延开来。这支“精英部队”中的“违纪”、泄密现象层出不穷。最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只得求助于国防部保密局予以清查，蒋介石也下达了“整肃”的手令。
周至柔
保密局通过空军内蒋介石的嫡系组织“新生社”,以及政战处，对空军军官挨个进行了排查，人人过关，大有不抓出几个共产党嫌疑犯不肯罢休之势。“整肃”的矛头开始指向了俞渤等人。
俞渤是将门之后。其父在白崇禧的桂系军队中晋升为中将。1947年春，俞渤曾到南京白崇禧的官邸看望白，白崇禧将担任国防部长后的上将戎装8寸照片，签名后送给俞渤。
在总部政战处和保密局官员找俞渤谈话后，俞渤感到事情有点不妙。情急生智，俞渤想起了那张照片，于是，赶紧把它翻出来，在床头挂了起来。这一手还真奏了奇效。附近宿舍里的军官们纷纷跑来看这张照片，看了之后又四处宣扬：“俞少尉有一张白长官的签名照片，大家快看啊。”政战处和保密局的人听了，也来看热闹。这一“护身符”,还真帮了俞渤的大忙。在一次交谈中，空军大队长一改以往的态度，对俞渤说：“你是将门虎子啊!剿共作战是白长官亲自指挥的，有他做靠山，还能不飞黄腾达?往后还望在白长官面前替我美言几句。"
一场虚惊，顿时烟消云散。
这时，中共地下党又传来指示：不能麻痹大意。为了今后工作起见，在一般官佐中，宜少发表进步言论，工作要更加隐蔽，暂停发展组织，同时要多参加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活动，如酒会、舞会等，以麻痹保密局人员。
“北飞”——绝密的“浦江计划”
形势的发展，出乎预料地快。国民党军在山东、苏北战场节节失利，东北岌岌可危。蒋介石输红了眼，急调空军八大队进驻北平南苑基地，以加强对东北解放军的攻势。不多久，东北即告失守，八大队又调回了上海大场基地。
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局决定：实施多架飞机“北飞”的起义计划，为人民空军的建立输送力量。这就是绝密的“浦江计划”。具体实施的联络工作，交给了南京空军总部医院的上尉军医林诚。
林诚在上海接受了任务后，立即到上海大场基地找到了俞渤，告知了起义的设想。俞渤说：“两三架轰炸机，十多人没问题，我有把握。”林诚问：“四五架行不行?”俞渤说：“再努力一把。”林诚又说：“到时还会有其他飞机起飞的。”俞渤听后十分兴奋，同时也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十几天后，林诚又赶到上海大场基地，代表上级党组织批准了俞渤的入党要求。俞渤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表示要用生命去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浦江计划”是这样的：
方案一，在例行执行任务起飞后，将飞机直接飞往东北解放区；
方案二，联络好已发展的可靠官佐，将飞机偷偷飞往解放区，或夺取飞机后再飞。
俞渤认为，第一方案一旦实施后，轰炸机上人较多，六七个人意见很难一致，可能会发生搏斗，易发生飞机坠落或人员伤亡。而第二方案比较稳妥，偷飞或强行起飞后，地面至少要三十分钟后才能作出反应，根本就赶不上了。
林诚表示同意。最后，他与俞渤、唐宛体等人商定了降落时的联络信号：如果是白天，机上就飘出一块白绸布；夜间则使用飞机灯忽明忽暗地显示。地面用白布铺成一个v字形，箭头表示降落的方向；夜间则燃起两堆火。地点：沈阳机场、安东机场或石家庄机场。
俞渤、唐宛体回去后，立即行动起来。大家情绪高涨，几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就等上海局报中共中央批准后行动。
蒋介石突下手令，形势剧变，就在这时，驻扎在上海大场基地的空军八大队，突然接到空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奉委员长紧急电令，本大队次日全部调驻南京大校场基地待命。”官兵们对这次突然调防南京都十分不解，为什么要这么急?而且蒋介石还亲自下达了手令?
原来，蒋介石在“徐蚌战场”投入了大批精锐兵团，调空军到南京来，是为了与“共军”决战淮海。不仅八大队调防了，各支空军部队都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整个国民党空军的五分之四都集结到了南京周围。蒋介石为这场决战，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空军主力。
俞渤等人到达南京后，仍在焦急地等待上海方面的起义命令。可一连好几天音信全无。林诚大夫在南京也等不到上海方面的消息，南京市委只好派人去上海。
几天后，上海方面传来消息说，国防部保密局因对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电台束手无策，新近从美国引进了一套先进的测试设备，专门用于破获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网。几天来，好几架电台被保密局的侦测车破坏，以致联络通讯中断。直接向解放区发报的地下工作者李白，在被捕后坚贞不屈，不吐一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怒不可遏，居然写了一纸手条给毛：“坚不吐实，处以极刑。”
后来，上海地下党的批示电报，通过潘汉年的中央社会部电台才将情报发出来。
因电台被破坏耽误了时间，等到通讯恢复后，情况又起了进一步的变化。空军八大队又宣布：“再奉国防部转蒋总统手令，大队后勤基地即日迁往台湾新竹机场，全部官佐的家属及物品财产，一并转运台湾。”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给“浦江计划”的实施带来变数，一些准备起义的军官发生动摇，多架飞机起义已不可能。
行动受挫，计划调整
该命令一下，官佐们只好服从。如果迟迟不动，立即就会被政战处盯上。俞渤、唐宛体等人一面在房间整理行李，一面商量着办法。当天下午，行李车到了，后勤人员把行李全部集中运走并存放起来。
正在这时，由俞渤发展的一名青年军官急匆匆地跑来，递给俞渤一份加急电报。俞渤拆开一看，发报时间、地点、姓名都不清楚，只有一行小字：“家中房子已修葺一新，望尽速请假回家一叙。”俞渤一看就明白了，这就是起义的命令。
俞渤、唐宛体和战友们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立即前往停机坪观察。还没有到达轰炸机的停机坪，就看到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氧气瓶模样的大罐子，在陆军士兵的武装押运下，朝轰炸机方向开去。
俞渤等人很是不解。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如此戒备森严?一打听，才知道是毒气弹。原来，蒋介石的嫡系黄维兵团在淮海战场被围，蒋介石为挽救败局，紧急调运毒气弹去轰炸解放军。
这一发现，又给起义带来了新的难题。因为在起义后，准备在南京上空轰炸一两个重要目标，如国防部、总统府。如果投下了毒气弹，势必会殃及老百姓。这样，他们在物色飞机时，就要小心加以区别了。
就在他们物色飞机时，八大队中突然又传开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总部在八大队发现共产党，有飞机要叛逃。这显然是有针对而来。
俞渤来不及去考虑消息的来龙去脉了，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林诚大夫。同时，俞渤和几名最可靠的人离开机场到附近一家酒馆密商，临时决定飞一架是一架，要赶在政战处尚未查出之前行动。最后，他们共同制订了起义计划：
一、找一架挂常规炸弹的B-24飞机，秘密起飞；
二、如不成，就武力夺机；
三、起飞后，轰炸大校场机场的毒气库或机群；
四、轰炸一两个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设施，如总统府。
也就在当天，党组织传来指示：“可以一架起飞。联系方法照旧。”
参加这次行动的共五个人，他们的姓名是：俞渤、郝桂桥、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分工是：两人驾驶，一人投弹，两人火力警戒。
“514号”起飞成功
1948年12月16日黄昏时分，南京大校场军用机场基地特别热闹。晚上，空军俱乐部奉命组织一场规模不小的宴会，听说是蒋介石吩咐专门慰劳飞行员的。各个宿舍接到通知，晚饭前到俱乐部集中。
天渐渐地暗下来，宴会也开始了。
宴毕，政战处一位中校大声嚷着：“大家不要走，蒋委员长要来看望大家。还要请大家看电影，片名《文天祥》。”场内顿时喧哗起来，飞行员都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趁这个机会，五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俱乐部，赶回宿舍拿了必备的飞行器材后，立即从几个不同的方向朝停机坪靠近。
黑暗中，许多地勤人员正在给一架架飞机装炸弹，还有为数不少的游动哨兵在巡逻。在这样的情况下，悄悄地潜到飞机旁已不可能。于是，五个人分成两组，大模大样地向停机坪走去。哨兵看到他们全副武装的打扮，只当是执行起飞任务的，也就没有多问。
到了停机坪，他们在寻找一架合适的飞机。一架一架看过去，不是没有挂炸弹，就是装了毒气弹，要么就没加满机油。时间足足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五个人在寒风中急得满头大汗。
好一会儿工夫，他们才摸到一架编号为“514”的飞机旁，一检查，全部符合要求。大家一阵狂喜。这时，探照灯打过来，他们又躲到飞机的阴影中。灯光一过，他们立即撬开飞机的舱盖，一股脑儿都钻了进去。
“启动!”俞渤一声喊。
螺旋桨转动起来，发动机发出了轰鸣声。“514”轰炸机缓缓地向跑道滑去。紧接着，一个加速，飞机离地、爬高、腾空……一股无法抑制的兴奋，涌动在这五个人的胸中。
飞机平稳地升入了空中，1000米，2000米。地面的哨兵看着它起飞，根本就没有多加注意。
炸弹投向总统府
南京大校场机场位于南京城东南郊，距城区不过十多里。飞机升空后，瞬间就到了南京上空。俞渤打算在南京上空轰炸了目标后，再飞回机场轰炸机群。第一颗炸弹的轰炸目标，就是总统府。
负责投弹的周作舟，是一位老轰炸员，技术相当熟练，对南京的地形也了如指掌。可这次轰炸倒像是出了鬼，无论他怎样调试，都把握不住轰炸瞄准系统。到了目标上空，好不容易调整好了，炸弹又投不下去。他立即意识到，轰炸系统已被反内战的飞行员破坏了。大家紧急磋商后，认为轰炸总统府的计划已无法实施，决定把炸弹扔在无人区后立即北飞。于是，飞机又向北转了一圈，在南京西北郊的一处无灯火的地方，手动把炸弹投了下去。
去掉了炸弹，飞机顿觉轻了许多。机头一抬，直向北飞去。
大校场机场空军俱乐部的活动还没有结束。蒋介石走出俱乐部散步。正走着，忽然，远处传来“轰隆隆”几声巨响。蒋介石脸色骤变，立即问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怎么回事?”周至柔也听见了爆炸声，心想坏事了，是哪架飞机闯的祸?一时竞吓得说不出话来。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下了一道死命令：“你给我连夜彻查，我在黄埔路等你的消息。”接着，又补充说：“保密局的人跟你一块查，即刻告我，不得延误。”周至柔战战兢兢地答道：“我一定遵命尽快查清，请委员长放心。”说罢，蒋介石钻进汽车就走。
当晚，南京卫戍总司令部、保密局的军警宪特一起出动，整整折腾了一夜，才向蒋介石报告了调查结果：空军八大队一架B-24飞机跑了，在燕子矶江边扔了几颗炸弹。
17日，美联社报道：昨天，中国南京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据悉，是一架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不慎掉落了炸弹引起。
南京和上海的大小报纸都作了相同内容的报道。
“北飞”计划成功
俞渤等五人驾驶着B-24轰炸机，瞬间掠过了长江，接着，就是淮河、黄河，飞过广袤的平原、雄伟的山川，飞机直向东北方向飞去。
俞渤打开了收音机。这时，传来解放区广播电台的消息，东北正降大雪。俞渤想，这个天气，到沈阳机场和安东机场降落是不可能了。大家再次紧急商量，认为最近而且已经解放了的机场只有石家庄机场了，但石家庄的中共驻军并不知道有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前来起义，无法导航，地面与空中也无任何联络信号。情况十分紧急。最后，他们果断决定，飞石家庄机场见机行事。
飞机折向西北，飞抵河南南部时，云层渐渐消失，很快就飞临石家庄上空。飞行员们凭着丰富的经验，终于摸到了机场上空。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灯光不停地闪烁，希望能引起地面的注意。
石家庄机场上灯光星星点点，俞渤等人正在寻找跑道试图降落。突然，地面灯光全部熄灭，高射炮、机枪一起朝飞机开起火来。飞机只好飞离机场。等再一次飞临机场时，地面仍在射击。
就这样，飞来飞去，足足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机油也快用完了。五个人真是心急如焚。
就在他们再一次飞临机场上空时，突然，他们看到机场跑道的两端，燃起了两堆熊熊大火。这是在指示跑道的位置，对空射击也戛然而止。原来，石家庄驻防部队曾涌泉司令将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后，才得知这是一架国民党起义的飞机，遂立即下令配合降落。
俞渤和郝桂桥紧紧握住操纵杆，将机头对准了篝火指示的方向，一头降了下去。
17日凌晨一时许，飞机终于在石家庄机场安全降落。当他们打开舱盖时，看到上百名解放军战士欢呼着朝飞机涌来。“我们成功了!”五个人含着激动的泪花，兴奋地走出机舱。
两个小时后，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专程赶赴石家庄，向五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表示亲切的慰问。
之后，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上海和南京的地下党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又先后组织了八架飞机起义飞往解放区，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这支精英王牌部队的士气和统治的根基，也为人民空军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作者：江苏省中国近代史学会 史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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