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北京东交民巷，奉系军警突然包围苏联使馆。院内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搜查人员已经冲入房间，夺走枪械，翻查文件，并将李大钊及其家属、工作人员一并控制。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后来回忆，父亲被捕时神情严峻，没有同军警争辩。对这些奉命而来的武装人员来说，任何道理都抵不过手中的枪。很快，李大钊被绑住，带离了使馆。
这次抓捕并非临时起意。李大钊长期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既参与新文化运动，也推动国共合作，社会影响很大。1925年以后，他积极组织反对奉系军阀的政治力量，在张作霖眼中，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思想分歧，而是直接威胁到奉系统治的行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被北洋政府通缉。朋友和学生多次劝他离开北京，认为张作霖迟早会动手。李大钊却没有马上转移。他在北京承担着联络、组织和宣传工作，一旦离开，许多事务便可能中断。
这份坚持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现实的危险。后来，李大钊及家人、部分工作人员进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暂避。按照《辛丑条约》留下的外交制度，东交民巷并非中国军警可以随意搜查的地方。这个选择，原本是为了寻找一处相对安全的空间。
然而，安全从来不是绝对的。
1926年9月，一名与李大钊有关的学生被捕。严刑审讯之下，藏身地点遭到供出。消息传到张作霖那里后，如何进入东交民巷，成了摆在奉系面前的实际难题。
直接闯入，容易引发列强抗议；若迟迟不动手，李大钊又可能转移。张作霖于是借助当时国际社会反苏的情绪，向英、美等国使馆进行交涉，把搜查行动包装成维护北京治安、查办“俄国兵营”和共产主义活动。外交上的复杂关系，就这样被纳入了军阀的政治算计。
有意思的是，李大钊被捕前，杨度已经从有关方面听到风声。他设法派人通知，却没有赶上。军警包围使馆时，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已经落入控制之中。消息传开，北京舆论立即震动。
北大师生联名上书，各地一些官员和社会人士也致信张作霖，请求从宽处理。营救者看重的是李大钊的声望、学识与社会影响；张作霖考虑的，却是奉系政权的安全以及各方势力的反应。
杀，意味着可能激起更大舆论；不杀，又可能被视为对共产党和反奉势力软弱。张作霖并非没有杀意，只是担心承担后果。据当时有关记载，杨度等人也曾试图劝说，希望张作霖不要把事情做绝。张作霖面对求情者，态度始终摇摆。
转折出现在蒋介石的电报上。
1927年，蒋介石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镇压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捕后，蒋介石方面曾致电张作霖，要求尽快处置李大钊，并暗示可以协助应付由此产生的舆论压力。电报具体措辞在不同材料中并不完全一致，但其政治方向十分清楚：南京方面希望北京方面共同清除共产党力量。
这份电报的作用，不只是“劝杀”二字。它让张作霖看到，处死李大钊并非奉系一家承担，而是能够得到另一股重要政治力量的呼应。原本的风险，似乎有了分担者；原本犹豫的决定，也逐渐倾向于强硬。
4月28日，张作霖下令处死李大钊。审讯期间，有人试图劝他合作，李大钊没有接受。他在狱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不是临刑前的临时表态，而是他多年思想选择的集中表达。
当天下午，李大钊被押往刑场，施以绞刑，年仅38岁。有关回忆称，执行过程遭到人为拖延和反复折磨，时间持续了较长时间。即便如此，他始终没有以屈服换取生路。
张作霖以为，除掉一个重要人物，便能削弱北京的革命活动。蒋介石也把这看作清除政治对手的一步。但李大钊留下的，并不只是个人声望，还有一套传播已久的思想、一批受到影响的青年，以及遍布各地的组织联系。军阀可以控制一座城，却很难用一次处决消灭一种已经进入社会的政治信念。
李大钊牺牲后，张作霖仍未能稳住局面。两年后，奉系在关内的军事与政治优势迅速崩溃，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身亡。那个曾经左右为难、最终选择杀人的决定，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极具争议的一页；而李大钊的名字，则被留在了中国革命早期最重要的历史转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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