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南京中山门附近，18岁的日本军医松本博第一次走进一栋挂着医院名义的建筑。多年以后，他在回忆材料中称，这里并非普通医疗场所，而是日军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门使用的设施，承担着细菌研究及相关实验。
这段经历之所以令人震惊，不只是因为暴行本身，更在于它披着“防疫”的外衣。建筑内部房间以“松”“竹”“梅”“菊”命名，走廊尽头设有焚烧设施，楼梯口还有警卫。整座建筑看起来秩序井然，实际却把医学、军队和囚禁结合在了一起。
松本博被安排在“松”室工作。房间里摆着数个狭窄的圆形铁笼，笼子之间用隔离槽分开。所谓“马鲁他”，是日军对实验对象的称呼，字面意思是“圆木”。这个词把活生生的人降格为材料，也掩盖了他们原本的身份。
按照松本博的说法，笼中人员主要来自苏北地区，其中包括被俘士兵、游击队员以及被怀疑与地下抗日组织有关的人员。他们被剥去衣物，限制行动，只能蜷缩在笼内。便器、饭食甚至盛饭的容器，都被设计成难以拆卸的样式。
有意思的是，日军连一只碗也不愿留下缝隙。饭菜直接倒进糊过纸布的容器中，囚禁者没有筷子，只能用手抓取。这样的安排并非单纯为了管理，而是把“防逃”和“防自杀”推到了极端，人的尊严也被一并剥夺。
被关押数日后，实验开始。松本博回忆，军医向这些人注射霍乱、鼠疫、伤寒、破伤风等病原体，另有利用携带鼠疫菌的跳蚤进行传播的做法。实验对象每天被量体温，观察进食和病情变化，却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治疗。
这不是临床医疗，而是以活人为对象的强迫实验。病菌在体内持续发展，身体逐渐衰弱。有的人同时感染数种病原体，病程拖延数月。看守的任务，则包括防止他们自尽、阻止喧哗，并记录身体变化。医学术语在这里变成了掩饰罪行的工具。
几个月后，军医官下令进行所谓“大抽血”。松本博后来描述，实验对象会被戴上黑布头巾，带入处置室，四肢固定在倾斜的台面上，再以麻醉剂使其失去意识。处置过程由军医执行，目标不是救治，而是获取已经感染病原体的血液。
据其回忆，军医从腹股沟附近切开，暴露血管后插入针管，用大瓶收集血液。人在失血过程中会发生痉挛，固定用的皮带随身体挣扎而发出声响。为了继续取血，甚至有人踩压胸部。这里需要说明，关于具体操作细节，现有材料主要来自个人回忆，仍应结合日军档案、审判记录和其他证言交叉核对。
但无论每一个细节能否逐项还原，强迫感染、囚禁看守和以活人为对象提取病原材料，本身已构成严重反人道罪行。它与正常医学研究之间，没有模糊地带。医学知识一旦脱离知情同意和生命伦理，便可能成为杀人工具。
松本博称，每名实验对象最终被抽取数大瓶血液，七名苏北游击队员的血液被集中运走，尸体则送入建筑旁的焚烧炉。浓烟持续了很长时间，附近居民只能闻到刺鼻气味，却未必知道烟囱后面发生过什么。骨灰被埋在附近的坑中，姓名、籍贯和人生就此被强行抹去。
在日军侵华体系中，南京并不是孤立的地点。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华北和华中的相关防疫机构，都曾被用于细菌战研究或军事卫生活动。不同机构的规模和任务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但共同点十分清楚：俘虏和被占领区民众被当成可消耗的实验材料。
松本博后来留下日记，并承认自己参与过这些事务。他曾说：“我们榨干了游击队员最后一滴血。”这句话不是战场上的夸张修辞，而是对一套犯罪机制的自述：有人抓捕，有人看守，有人注射，有人记录，有人转运血液，也有人负责焚烧尸体。暴行从来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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