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3日，江苏江阴，陈绍宽站在江防指挥所里，望着日军飞机反复扑向宁海号和平海号。海面上硝烟翻滚，这两艘中国巡洋舰很快被炸伤沉没。那一刻，抗战初期中国海军的处境，已经被浓缩在江阴江面上。
很多人谈近代中国海军，习惯从北洋舰队说起。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是舰队的核心。它们排水量约七千吨，装备重炮和厚重装甲，在亚洲属于令人瞩目的大型军舰。
那时的清政府并非完全没有海军意识。李鸿章等人筹建北洋舰队，购买德国、英国制造的舰艇，也曾聘用外国教官训练水兵。问题在于，军舰买来了，制度却没有同步建立，军费保障、人才培养、维修补给和统一指挥，都存在明显短板。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迎战日本联合舰队。定远、镇远抗击能力很强，舰上官兵也确实打出了顽强作风，但日本舰队拥有更快的航速、更高的射速和更成熟的训练体系。
以吉野号为例，这艘1893年在英国建成的巡洋舰，航速超过二十三节，装备速射炮，火力投射能力远胜许多中国军舰。中国舰炮往往开火一次后，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填；日本速射炮则能连续倾泻炮弹。海战拼的不只是吨位，更是工业、训练和组织。
黄海海战并非北洋海军一触即溃。中国军舰多艘中弹，官兵伤亡严重，仍坚持作战。不过，战斗暴露出的指挥混乱和弹药补给问题，无法靠官兵勇敢弥补。1895年威海卫失守，北洋舰队主力覆没，清朝经营多年的海上力量随之瓦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并没有建立起持续发展的海军工业。军舰可以购买，锅炉、火炮、装甲和无线电设备却不能长期依赖外国。没有稳定的造船能力，海军就很难形成真正的战斗体系。
到了全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海军已经远不能与甲午战前相比。由于军阀混战、经费短缺和舰艇老旧，海军力量长期分散在长江、沿海各地，舰艇数量不少，但大型主力舰极少，许多舰只更接近巡逻舰、炮舰和辅助船。
有些统计把不同类型的舰艇混在一起，数字看上去很大，实际总吨位却只有数万吨，且不少船龄已高。日本海军则拥有完整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航空兵体系。后来建造的大和号满载排水量约七万二千吨，单舰规模就超过许多国家全部海军的总和。
严格说，大和号于1937年开工，1940年下水，不能拿它直接代表1937年8月中国海军面对的全部力量。但这个比较仍能说明差距：日本已经能够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中国连大型军舰的持续建造都难以维持。
抗战爆发后，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并非没有作战设想。他曾考虑集中舰队与日军决战，可中国舰艇缺少空中掩护，也没有足够的岸基航空兵支援。舰队一旦出海，极可能在日本飞机和舰炮夹击下迅速损失。
于是，江阴成为一个艰难却现实的选择。中国海军把主力舰艇调往长江下游，利用沉船封锁航道，阻止日军舰艇溯江而上。这个决定听起来近乎绝望，实际上却是以舰艇换时间，以牺牲水面舰队保卫南京及长江腹地。
9月23日，宁海号、平海号遭日军飞机攻击后沉没。宁海号是中国自行建造的轻巡洋舰，平海号则是当时中国海军的重要主力。两舰沉没，说明日军已掌握制空权，传统军舰在空袭面前很难独立生存。
随后，海军又陆续将海圻、逸仙等舰艇凿沉或改作阻塞航道之用。部分舰艇后来被日军打捞利用，部分则永远留在江底。对舰长和水兵而言，亲手打开通海阀，看着军舰慢慢倾斜下沉，比在炮火中战沉更加难受。
有老水兵回忆，官兵当时常说：“船沉了，人在，海军就在。”这句话未必是某次会议上的正式口号，却反映了许多人的真实心态。他们知道舰队已经无法同日本决战，但仍想保住人员、设备和继续作战的可能。
江阴阻击战与黄海海战，结局都带有悲剧色彩，却不能简单混为一谈。北洋舰队是在海上较量中逐步失去作战能力，最终困守威海卫；抗战海军则主动把舰艇投入江防体系，用沉船封锁航道，配合陆军迟滞日军推进。
这支海军的装备确实弱，工业基础也确实落后，但“弱”不等于没有作用。它没有能力争夺制海权，却承担了布雷、运输、巡逻、江防和阻塞航道等任务。许多舰艇沉入江底时，舰上官兵并未同时退出战场。
1937年冬，南京保卫战形势恶化，江阴航道上的沉船继续影响日军水上行动。那些曾经属于国家海军的钢铁舰体，最终成了长江中的水下障碍物。舰旗落下了，炮塔沉默了，江防作战却并未因此立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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