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15日，四川大邑安仁古镇，几座以抗战记忆为主题的博物馆相继开放。站在展柜前的樊建川，已经不是宜宾那位年轻的副市长，也不是商界富豪，而是一名把大半家产换成旧照片、军用品和历史档案的收藏者。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市长职位近在眼前，他却转身离开体制；房地产生意做大后，他又把赚来的钱投入博物馆。有人笑他：“挣了那么多，怎么还去捡破烂？”樊建川的回答很直接：“这些东西不是破烂，是历史留下来的证据。”
这份执拗，并非中年之后突然出现。1957年9月，樊建川出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长期在部队工作，家庭教育里少不了纪律，也少不了对吃苦的要求。少年时期，他常到金沙江边游泳、划木筏，胆子和耐力都是在这种环境中磨出来的。
高中毕业后，他响应号召到宜宾县日成公社插队。那段日子并不轻松，劳动强度大，粮食和油水都很少。公社每月分到的油有限，他舍不得把油拿来炒菜，便把油直接咽下，之后继续吃没有油水的“干锅菜”。这种做法听起来有些极端，却能看出当时生活的窘迫。
在农村劳动期间，樊建川曾因饥饿晕倒，也没有因此离开。19岁时，他被评为先进个人，随后争取参军。起初，由于身体条件和竞争者相比并不突出，他没有顺利入选。可他没有放弃，凭借会演奏多种乐器的特长，在部队领导面前展示自己，最终获得了入伍机会。
进入部队后，他被安排到边疆服役。洗澡不便、生活物资紧张，都是常事。多年后谈到那段经历，他只是说：“虱子多了就不痒了。”这句玩笑话背后，是一个年轻人对艰苦环境的适应，也是他后来做事不轻易退缩的原因之一。
恢复高考后，樊建川没有满足于留在部队发展，而是参加考试，考入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他从事经济学教学，并在相关刊物发表文章。教师工作稳定，收入也有保障，但他并不愿意只守着一间教室。他更愿意到基层去，看看工厂、乡村和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转入地方工作后，他常跟随领导下基层调研。宜宾不少厂矿都留下过他的脚印，材料写得扎实，办事也不拖沓。凭借基层经验和工作能力，他后来成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时年34岁。
真正改变人生方向的，是一次对市场经济的接触。当时地方经济环境正在变化，樊建川逐渐意识到，行政岗位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却未必能让他施展全部能力。更现实的是，收藏已经成为他的长期爱好，而公务员工资很难支撑大规模收藏。
面对是否出任市长的机会，他反复权衡。有人劝他：“这个位置不容易得，为什么要放弃？”他没有立刻回答。经过考虑，樊建川选择辞职下海，与朋友创办房地产企业。
创业之初，日子并不好过。他背负贷款，带着家人四处奔波，房屋销售迟迟没有起色，女儿甚至只能睡沙发。后来住房制度改革推进，商品房市场逐渐打开，企业才迎来转机。樊建川重视工程质量，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他开发的一些建筑经受住了考验，相关业主也曾公开表达感谢。
财富增加以后，他没有把兴趣停留在买几件古董上。童年时期，他就喜欢收集报纸、杂志和旧物，想从纸面上了解外面的世界。做生意后，只要经过老城区或旧货市场，他仍会留意那些被遗弃的物品，带回去擦拭、分类、保存。
他尤其关注抗战时期的遗物。军人家庭出身，让他对军装、徽章、证章、书信和战地用品有着特殊感受。2001年，他曾带部分藏品参加卢沟桥抗战馆相关展览，其中一些被鉴定为较高等级文物。这次经历使他意识到，私人收藏如果只锁在家中，价值始终有限。
“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记忆，历史不能被忘掉。”樊建川由此决定修建博物馆。他拿出资金购置土地，开始筹备展馆。难点远不止建房子，还包括藏品征集、文物鉴定、展陈设计、史料整理以及长期运营。
2005年，建川博物馆聚落在安仁开馆，首批场馆集中呈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川军抗战等内容。此后，馆区不断扩展，主题也延伸到抗战老兵、红色年代、民间生活等方面。它并非单纯展示武器装备，而是试图通过普通人的书信、证件、照片和生活用品，还原战争怎样进入千家万户。
据公开资料，樊建川收藏的抗战文物及相关资料数量达到数百万件，其中有大量手稿、报刊和民间档案。外界常以“800万件藏品”概括其规模，资产估值也曾被认为超过80亿元，但这些数字会因统计口径不同而变化。真正难处理的，是数量庞大的纸质资料：防潮、防虫、修复、编目，每一项都需要专业人员长期完成。
建川博物馆的意义，也正在这里。战争记忆并不只存在于名将和战役之中，一张征粮票、一封家书、一枚旧徽章，同样能够说明那个时代。樊建川把商业所得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并留下安排：身后将博物馆及相关收藏交由国家处理。那份遗嘱，和他当年辞去副市长职务一样，都是经过反复权衡后的决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