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朝鲜两水洞附近，彭德怀刚接手志愿军指挥权不久，便面对一个极棘手的问题：敌军装备占优，部队又是仓促入朝，究竟要不要立即出击？他的判断很明确，不能等，更不能让对手从容展开。第一次战役由此打响，志愿军突然向西线敌军发起攻击，迫使其退过清川江。
这不是单纯的战场胆量，而是彭德怀一贯的做事方式。关键时刻敢拍板，拍板之后敢负责。军中将领服他，并非因为他职位显赫，更不是因为他脾气刚烈，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三样东西：打出来的威望，管出来的军队，担出来的责任。
彭德怀的威望，早在红军时期便一点点积累起来。1928年7月22日，他在湖南平江领导起义，带出红五军，随后转战井冈山。那支队伍人少、装备差，处境却极为险恶。彭德怀并不迷信硬拼，常常根据敌情改变行军路线，在山地中保存力量。
1930年，他担任红三军团总指挥，部队攻占长沙，声势一度大振。战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带兵有一股实在劲儿：命令下到哪里，自己往往就到哪里；战斗最紧张处，能看到他的身影。将领们知道，这位指挥员不是躲在后方发号施令的人。
长征中，红三军团承担过重要突击任务。湘江战役期间，部队付出沉重代价，中央红军由此陷入极其困难的局面。彭德怀后来并不回避作战中的问题，也不把责任推给部下。能打胜仗固然让人信服，敢面对失误，同样是威望的重要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副总指挥。1937年平型关战斗由林彪、聂荣臻等具体指挥，彭德怀作为八路军总部领导参与全局部署。1940年8月至12月，百团大战展开，他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力量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战役规模大、影响广，也带来复杂后果，彭德怀后来承受过相当压力，但当时的决断，确实打乱了日军在华北的部署。
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的条件尤其艰苦。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撤离，转而寻找战机。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斗接连取胜，到了1947年8月的沙家店战役，西北战场局面开始逆转。
西北野战军兵力和装备都不占优势，只能依靠机动、集中和对敌情的准确判断。彭德怀常把复杂命令讲得很直白：“仗要打，粮食也要跟上。”这句话看似普通，却道出了他的指挥特点：不只盯着冲锋，也盯着运输、伤员和弹药。
1950年入朝后，他面对的更是现代化装备的强敌。第一次战役打退联合国军推进，第二次战役迫使敌军南撤，志愿军随后攻占汉城。1951年春的第四、第五次战役，部队也经历了严重困难。彭德怀并非每次都能取得理想战果，但他能够根据战场变化调整部署，逐步把战争引入阵地战和谈判相持阶段。
真正让将领们忌惮的，还有他的治军方式。彭德怀检查部队，很少满足于看操场上的“样子”。训练动作漂亮不漂亮，不是他最关心的；枪械能不能用、部队能不能按时到达、粮秣能不能供应，才是他追问的重点。
有一次检查工作，汇报材料写得十分齐整，他却连续追问几个细节。对方答不上来，他当场指出：“纸面上的完成，不等于部队真的完成。”这种话不讲情面，却让弄虚作假的空间变小了。军队建设最怕虚功，彭德怀对此看得很重。
1954年任国防部长后，他参与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重视军事院校、条令制度和战备训练。1955年实行军衔制，人民解放军的组织体系进一步规范。彭德怀抓这些工作，并不满足于挂在墙上的制度，而是要求落实到编制、训练和日常管理中。
他还有一个习惯，检查部队时不愿享受特殊待遇。下连队、看拉练、进食堂，能和官兵一起就不另搞一套。对高级干部同样如此，谁的工作出了问题，谁就要说明白。军中老人常说，彭德怀批评人很重，但他批评的标准对自己也一样严。
第三样底气，是关键时刻不绕弯子的担当。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写信反映“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随后受到批判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对一名长期身居高位的将领而言，这意味着政治生涯和个人声望都受到重大冲击。
此后，他并没有把调查停留在纸面上。1961年回湖南调查，走访农户，了解粮食和生产情况；1962年继续进行实地调查。那些记录和报告，反映出他仍在试图弄清基层真实状况。后来到西南参与三线建设，他又查看铁路、矿山和钢铁基地的施工情况，关注的依旧是工程是否扎实、设备是否真正发挥作用。
彭德怀一生有过胜利，也有过争议；有过被重用的高峰，也经历过长期的政治挫折。1974年11月29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其恢复名誉。那些留在军队记忆中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命令，还有一句朴素而严厉的话：“干部要对部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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