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至6月，北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讨论一件看似“搬厂”，实则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会议桌上摊开的，不只是经济建设计划，还有一张标注着沿海、内地和西部的地图。毛泽东反复强调，攀枝花钢铁基地“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战略问题”。
当时的中国，外部压力接连而来。美国扩大在亚洲的军事部署，越南战争的战火逼近中国南部；台湾当局仍叫嚣“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局势紧张。更棘手的是，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东北工业基地和沿海城市，距离潜在战场较近，一旦遭到空袭，工业体系很可能受到重创。
核武器的出现，让传统的工业布局暴露出新的风险。工厂集中在大城市，铁路、港口、电站也多围绕沿海分布，平时便于运输和管理，战时却容易被“一锅端”。毛泽东的判断很直接：“中国没有后方不行。”三线建设，正是在这种安全压力下被提上国家战略层面的。
所谓三线，主要是指西南、西北和中部腹地的一部分地区；沿海地区是一线，内地腹部为二线。建设重点放在远离海岸、地形复杂、便于隐蔽的区域，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布局。企业不能全挤在一个城市，也不能彼此完全分散，而是依山傍水，分片布置，彼此之间保留配套关系。
这套思路并非突然出现。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建设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基础本就薄弱，资源、设备和技术力量高度集中于少数城市。如何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留下战略纵深，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我国工业布局过于集中，难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此后，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加强三线建设的决定。同年8月，中央书记处进一步研究部署。大量新建项目转向西部，部分沿海企业也开始搬迁，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工和国防工业被成套推进。
攀枝花是其中最典型的工程。那里交通困难，施工条件艰苦，但铁矿、煤炭等资源具有重要价值。工人和技术人员进山修路、架桥、建厂，许多设备要靠汽车分段运输，有的路段甚至需要边勘测边施工。毛泽东曾说，如果攀枝花钢铁厂搞不起来，自己“睡不着觉”。这句话，反映出该工程在当时并不只是经济项目。
三线建设还承担了国防科技发展的任务。核工业、航空、航天、电子、兵器和船舶等项目，陆续在四川、贵州、陕西、湖北等地布局。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些成就有各自的技术和组织基础，但西部纵深地区的科研、生产与后勤体系，无疑提供了重要支撑。
有意思的是，三线建设并不只建设“大三线”。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进一步紧张，战备要求明显加强。自1970年起，各省又推进“小三线”，在本省腹地建设地方军工、机械、能源和交通项目。这样做，是为了让地方在特殊情况下具备一定的生产和保障能力，减少对沿海及中心城市的单一依赖。
建设过程并不顺利。1966年以后，社会动荡波及许多工程，部分项目停工或半停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一些重点工程实行军管，施工秩序才逐步恢复。三线建设由此带有鲜明的战备色彩，也付出了投资规模大、运输成本高、布局分散等代价。部分项目后来经过调整、改造或搬迁，不能把所有工程都视为长期高效的成功样板。
但它留下的物质基础相当可观。有关统计显示，1964年至1980年，中央投入三线建设资金约2052亿元，建成了上千个大中型工业、交通、科研和教育项目。成昆铁路、贵昆铁路、川黔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等线路相继建成，使西南、西北与华中、华北之间的联系明显加强。
铁路之外，三线建设还带动了公路、电力、通信和水利工程。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重庆兵器工业、四川和贵州电子工业、陕西和四川的国防科研体系，都是那个时代形成的重要支点。许多原本偏僻的山沟，第一次拥有了现代工厂、学校、医院和成套生活设施。
它留下的另一笔遗产，是一批专业人才和工业组织经验。沿海工厂搬迁时，设备要搬，工程师、技术员和熟练工人也要随迁。有人离开上海、沈阳、哈尔滨等工业城市，进入交通不便的山区，一干就是多年。厂矿、院所和高校在当地扎根，形成了从科研设计到生产制造的完整链条。
三线建设者常说的一句话是：“先把厂子建起来。”话不漂亮，却很实在。帐篷、席棚和简易宿舍曾是许多人的工作起点，干打垒房屋、山洞仓库也并不罕见。艰苦奋斗不是口号，而是缺设备时自己加工，缺道路时组织运输，缺经验时反复试验。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获得了难得的积累。
更重要的是国家建设中的整体观念。沿海地区需要暂时压缩部分投资，却仍抽调设备、干部和技术力量支援内地；中央项目与地方配套同步推进，工业建设与交通、能源、教育相互咬合。三线建设的价值，既在于山沟里建起了多少工厂，也在于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尝试把工业体系从少数城市铺向更广阔的腹地。到1980年前后，三线地区已经形成一批交通节点、工业基地和科研重镇，成为那段特殊历史留存下来的清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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