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9日，山东济南党家庄附近，徐志摩乘坐的邮政飞机失事。消息传到上海时，最先摆在徐家面前的，不是诗人的生死，而是谁去辨认遗体、料理后事。
那时交通不便，电报也远没有后来快捷。空难现场距离上海数百里，遗体运送、身份确认、丧葬安排，每一件都需要家属出面。徐志摩的父亲年事已高，家中又没有兄弟可以承担此事，于是有人想到了张幼仪。
这个决定颇有意味。
她是徐志摩的前妻，两人已经离婚多年；陆小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妻子。按常理，收尸和办丧事都应由陆小曼主持。可是消息送到陆家后，陆小曼一时无法接受，甚至将报信的人拒之门外。关于她究竟是因为悲痛失措、身体不适，还是不愿面对惨烈现场，后来的记述并不完全一致。
“徐先生遇难了，需要家属去济南。”
“我去。”
张幼仪没有把这句话说得慷慨激昂。她很清楚，去济南并不只是替徐志摩收尸，还意味着重新面对一段早已断裂的婚姻，以及那个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男人。
徐志摩遇难时，年仅34岁。飞机坠毁后，遗体已经难以辨认，现场处理十分仓促。张幼仪没有亲自以一个前妻的身份站到最前面，而是让家人陪同儿子徐积锴前往办理相关事务。这种安排既顾及徐家颜面，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舆论冲突。
真正让人看出张幼仪性格的，是后面的葬礼。
她并没有借机控诉，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受尽委屈的苦主。徐家需要有人安排丧事，她便接了下来。寿衣、棺木、灵堂、吊唁宾客，每一处都要有人拿主意。面对遗体状况，所谓体面并不是更换一套漂亮西装，而是尽快入殓，让亡者安息。
陆小曼对此并不满意。据一些回忆材料记载，她曾对寿衣、棺木等细节提出意见，甚至希望按照自己的审美重新布置。但丧葬并非舞会，尤其面对一具遭受空难重创的遗体，张幼仪更看重的是秩序和实际。两人的分歧，也由此暴露出来。
张幼仪为什么能承担这些事？答案不只是“有情有义”。
1915年，张幼仪与徐志摩奉父母之命结婚。那时的徐志摩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个以诗歌闻名的作家，他对这桩婚姻却始终缺少认同。张幼仪受教育时间不长，性格沉静，也不符合徐志摩心中关于“灵魂伴侣”的想象。
徐志摩赴海外求学后，夫妻关系更加疏远。1920年前后，张幼仪在英国随夫生活，怀着第二个孩子时，徐志摩提出离婚，并为了追求林徽因而决意摆脱原有婚姻。1922年，两人正式离婚。所谓“第一桩西式离婚”，背后并没有多少浪漫，更多是一个身怀有孕的女子被迫学习如何独自面对生活。
张幼仪后来回忆，自己的人生仿佛从留学之后才真正开始。她学习德语，进入学校，接触金融和商业，后来还参与经营银行。那个曾被徐志摩轻视的传统女性，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判断和经济能力。
徐家二老对她一直抱有愧疚。离婚后，他们仍把张幼仪和孙子视作徐家人，并在生活上给予照应。徐志摩母亲去世时，张幼仪也曾出面料理丧事。她与徐家的联系，早已不只是夫妻关系，而是多年共同生活形成的责任。
反观陆小曼，她的人生道路完全不同。
陆小曼出身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法语，年轻时曾担任外交事务翻译，在上海社交圈颇有名气。她与王赓结婚后，又与徐志摩相恋，这段关系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1926年，两人结婚，婚姻生活却并没有像诗歌那样轻盈。
徐志摩为了维持家庭开支，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还不断写稿、演讲、奔波于各地。陆小曼生活花费很大，身体又长期欠佳，徐志摩不得不频繁挣钱。表面上，他仍是那个追求爱情的诗人；现实里，却已经被房租、医药、人情和日常支出压得喘不过气。
有意思的是，徐志摩临终前不久还曾见过张幼仪。两人谈的不是诗，也不是旧情，而是衣服和生活。徐志摩身上的衣物已经破旧，张幼仪便提出为他做几件新衣。这个细节或许并不惊天动地，却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夫妻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熟人情分。
他曾经把婚姻看成束缚，把爱情看成解脱；到了人生后段，却不得不为理想中的爱情承担沉重的生活代价。张幼仪看见的，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急于摆脱旧家庭的青年，而是一个疲惫、拮据、奔波不停的中年人。
所以，她去收拾徐志摩的后事，并不等于重新接受了他，也不是要替陆小曼证明什么。张幼仪只是知道，怨恨可以留在心里，尸骨却不能无人料理；婚姻已经结束，父子关系和旧日亲情却没有完全消失。
空难之后，徐志摩留下了诗稿、名声，也留下了一个由前妻收殓、由前妻操办的葬礼。陆小曼没有完成妻子的责任，这一点确实引发了许多非议；但将她简单说成“无情”，同样掩盖了当时的震惊、病痛与精神失控。
张幼仪真正改变的，不是徐志摩对她的看法，而是她早已不再需要徐志摩的认可。她替这个男人料理完身后事，随后转身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两个人之间那段婚姻，至此只剩下纸上的名字、儿子的血脉，以及一场不得不办完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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