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17日，山东滕县城内，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把指挥部移到了十字街。城墙已被炮火撕开，日军从东关、南关压进来，枪声从四面逼近。有人劝他转移，他只回答：“师长在这里，弟兄们就知道还要守。”
这不是一句临战豪言，而是当时滕县守军的实际处境。县城外围的阵地逐步失守，电话线多次中断，援军迟迟不能赶到，能够调动的兵力不过数千人。王铭章若离开，城内各部很可能迅速失去统一指挥。
滕县并非一座普通县城。它位于津浦铁路线上，北接邹县，南通徐州，向南不远便是台儿庄。1938年初，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目标直指徐州。徐州一旦失守，陇海铁路和华中、华北之间的联系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此前，山东方面的防线已经出现缺口。韩复榘部队撤退后，黄河以南至鲁南一线接连失守，日军第十师团得以迅速逼近滕县。第五战区能使用的部队十分有限，桂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分散在其他方向作战，滕县只能交给刚刚从山西战场转战而来的川军第22集团军。
这支部队的装备并不理想。川军官兵长途跋涉出川，先后参加山西战事，伤亡已经很大。许多士兵使用川造步枪，火炮数量不足，轻重机枪也难以配齐。军服破旧，补给紧张，行军时常常穿着草鞋。
但战场从来不会因为装备寒酸就降低危险。日军第十师团是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濑谷启指挥的部队还配有炮兵、骑兵、战车、工兵和航空力量，总兵力接近万人。日军原本判断，滕县只是津浦路上的一个小障碍，很快便可突破。
3月14日，濑谷支队向滕县外围发起攻击。川军在界河一带顽强阻击，日军正面进展不顺，便转而从两翼迂回。到3月15日下午，日军已逼近滕县东郊，守军面临正面和侧翼同时受压的局面。
城内守军没有完整的团级部队，主要由师部、旅部直属部队和临时调入的连队组成。兵力虽然不足，却把有限的人手部署在城墙、关隘和街巷之间。命令很明确：能守多久，就守多久。
3月16日凌晨，日军飞机和火炮同时展开轰击。东城墙被炸开缺口，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守城的川军把手榴弹堆在身边，等敌人靠近壕沟后集中投掷。炮声、爆炸声和喊杀声混在一起，第一轮冲锋被打退，第二轮又压了上来。
有意思的是，日军并未只靠蛮力硬冲。他们采用轮番推进的办法，以小队为单位连续攻击，尽量不给守军重新装填和喘息的时间。东城墙守军伤亡殆尽，其他部队只得赶来堵住缺口。双方在城头和缺口处展开肉搏，战斗一度近在咫尺。
入夜后，川军第727团一部组织反击。张进如率部突入城东，与残余日军展开夜战。付出惨重伤亡后，守军重新控制了东关。日军第十师团一天之内付出不小代价，却未能拿下县城，这让日军指挥层极为震怒。
3月17日，日军集中更多火炮和飞机，对滕县实施持续轰击。城内房屋倒塌，街道被瓦砾堵塞，原有工事几乎全部暴露。坦克掩护步兵进入县城后，守军只能依托废墟、院落和街巷逐段抵抗。
一名川军军官在巷战中对王铭章说：“师长，西关还有路，突出去还能保存一些人。”王铭章没有同意，只说：“这里不能丢，后面就是徐州。”这段对话未必保存在完整战报中，但当时留下的电报和战况，确实说明他已经作好了死守到底的决定。
王铭章向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去电报，表示将“死力扼守”，以报国家和知遇之恩。随后，他把指挥部从西关电灯厂移到县城中央的十字街。这个位置危险，却能让各处官兵知道，最高指挥官仍在城中。
下午，南城墙被炮火轰塌，日军从多个方向进入县城。王铭章身边的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甲辛，以及第364旅旅长王志远、第370旅旅长吕康等人相继战死。部队通信中断后，各连队只能依靠传令兵和军官临场组织抵抗。
3月17日下午，王铭章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殉国。3月18日中午，滕县城内的枪声逐渐停息。未能撤出的守军大多战死，许多伤员也没有落入日军之手。滕县失守了，但日军同样被拖住了宝贵时间。
这三天并没有单独决定徐州会战的全部走向，却改变了台儿庄方向的部署节奏。日军第十师团在滕县遭到迟滞，无法按照原计划迅速南下，守军则获得时间调整兵力、构筑阵地。随后展开的台儿庄战役，正是在这样的缓冲中迎来了关键战机。
李宗仁后来曾评价：“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这句话说的是战役联系，也是对川军牺牲的直接确认。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士兵，和王铭章一起被埋在滕县废墟之中，成为1938年春天那场大战最沉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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