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长沙乡间，夏明翰的遗孀郑家钧正靠糊纸盒维持生活。女儿夏芸考入武汉大学，本是母女多年苦熬后盼来的喜事，可仅仅读了半年，学费和生活费便成了无法绕开的难题。郑家钧眼睛早已因多年刺绣而严重受损，再也不能靠绣花挣钱，夏芸只得离开校园。

这件事后来传到北京，改变了夏芸的人生轨迹。毛泽东得知烈士遗属的实际处境后，作出安排：将夏芸转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并按照烈士子女政策给予相应供给。一个普通家庭的辍学困境，由此得到解决。

但这份照顾，并不是郑家钧主动求来的。

1928年3月，夏明翰在武汉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没有屈服，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铿锵诗句，随后英勇就义。那一年，他年仅28岁。

丈夫牺牲后，郑家钧没有选择向外界诉说苦难，而是抱着年幼的女儿开始躲避追捕。她给女儿改名，带着简单行李辗转乡村、城镇，哪里能暂住，母女俩便在哪里落脚。为了不暴露身份，夏明翰的遗物也被她小心收好，许多时候连邻居都不知道她们究竟是什么来历。

郑家钧的一生，本身就是旧中国底层女性命运的缩影。幼年失去双亲，曾被送作童养媳，受尽苦楚后逃到长沙谋生。她没有读过多少书，却凭一双巧手学会湘绣，在工厂里挣得一份微薄收入。

1923年前后，湖南工人运动兴起，郑家钧参加了工人罢工。也正是在这段经历中，她认识了夏明翰。一次街头冲突中，军警向人群开枪，郑家钧发现夏明翰正冒险救助受伤工人，便冲上前将他扑倒，自己反而负伤。

伤愈之后，两人的关系逐渐亲近。1926年农历九月初四，在毛泽东等人的关心下，夏明翰与郑家钧结为夫妻。夏明翰文化程度较高，郑家钧识字不多，他便耐心教妻子读书写字。一个字记不住，就编故事帮助她理解。

郑家钧也并非只是在家操持家务。大革命失败后，夏明翰从事地下工作，她多次陪丈夫转移文件、传递消息，还要设法掩护身份。为了躲过搜查，她时而装扮成富贵人家的女眷，时而又扮成贫苦难民。身怀六甲，也没有离开危险的地下交通线。

1927年，女儿出生，夏明翰为她取名赤云。面对妻子的担忧，他曾问：“家钧，你怕了吗？”郑家钧回答：“我自己倒不怕，就是怕你出事，怕孩子见不到父亲。”这番话并没有让夏明翰停下脚步。革命形势越是险恶，他越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

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带着女儿逃往娘家，却很快再次被敌人追查。后来她们到了上海，郑家钧凭借刺绣手艺找到一份女工活。白天干活，夜里接零散刺绣，微弱烛光常常亮到深夜。女儿到了上学年纪，她便把挣来的钱一分一分攒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母女俩再次四处躲避。她们有时吃不饱饭，连别人丢弃的烂米也舍不得浪费。抗战胜利后，内战阴影仍未散去，郑家钧只得继续带着女儿搬迁。后来夏芸回忆，那些年母亲总在缝衣、绣花，生活地点却很少有固定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后，郑家钧才带女儿回到湖南老家。谢觉哉、李维汉等老同志得知她的下落，专程前往看望这位失联多年的“老嫂子”，并劝她到北京生活。李维汉说：“到了北京，组织上可以帮你安排工作。”郑家钧却婉拒道：“一个人过惯了，留在这里也能生活。”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她没有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要求特殊照顾。直到夏芸辍学的情况被转告北京，毛泽东才知道这位烈士遗属仍在为生计挣扎。随后，夏芸获准转入北京农业大学，并享受烈士子女的相关待遇。

20世纪50年代，夏芸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前往赣南、宜春、九江等地工作，长期深入条件艰苦的山区，参与有色金属事业建设。她没有把父亲的功勋当作个人资本，母亲也很少向外人提及夏明翰的名字。

2014年，86岁的夏芸接受采访时仍说，自己和子女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生活应当依靠自己的能力。那次辍学，成为她人生中一次短暂中断；而北京农业大学的录取与培养，则让这位烈士后代最终走上了独立工作、服务国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