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八月，湖北武昌，胡林翼病逝的消息传开，正在军务中的左宗棠久久不能平静。这个一向言辞锋利、很少向人低头的湖南人，后来在祭文中写道：“孰拯我穷，孰救我褊？”这不是普通的悼亡之辞，而是对一位真正知己的承认。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间，确实多有龃龉。曾国藩持重谨慎，办事讲究周密调度；左宗棠性情峻急，遇事喜欢直截了当，两人的用兵和处世方式并不相同。至于李鸿章，左宗棠对淮军及其政治手腕始终抱有戒心，彼此争论更是常见。
胡林翼却不同。
他看中的不是左宗棠的脾气，而是脾气背后的才干。左宗棠虽然有经世之志，却长期困于科场失意和布衣身份。胡林翼很早就判断，此人不是寻常幕僚，若能遇到合适的时机，足以独当一面。
道光十三年，左宗棠进京会试，结识了年轻的胡林翼。两人年龄相近，都是湖南人，又都关心军政和地方实务，很快成为朋友。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之间还有一层特殊联系：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左宗棠后来又与陶家结为亲家。真正维系这段关系的，却不是婚姻亲缘，而是对人才的共同判断。
道光十五年，左宗棠再次会试落第，回到湖南，在醴陵渌江书院讲学。胡林翼认为好友被埋没，便向岳父陶澍写信，称赞左宗棠的才识。第二年，陶澍回安化省墓，途经醴陵，地方请左宗棠代拟楹联。
左宗棠写道：“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见后颇为欣赏，遂与左宗棠相识。后来，左宗棠进入陶府授课，负责教导陶澍之子陶桄。这个机会，看似偶然，背后其实有胡林翼的推举。
有意思的是，胡林翼并不只把左宗棠介绍给自己的亲友。道光二十八年，他任贵州黎平知府时，曾向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入幕。左宗棠当时没有成行，但第二年林则徐返乡经过长沙，仍特意派人邀请他相见。
两人在舟中长谈，内容涉及西北边防、吏治军务和天下大势。林则徐后来将许多经世见解传给左宗棠，对后者日后经营西北产生了重要影响。左宗棠一生最看重的，正是这种能够把读书与现实事务连接起来的前辈。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湖南局势骤紧。咸丰二年，胡林翼多次劝左宗棠出山，并向湖南巡抚程矞采推荐，说他是“今日楚才第一人”。程矞采后来调任，事情没有立即办成；张亮基接任湖南巡抚后，胡林翼再次出面举荐。
张亮基亲自延请，左宗棠这才进入湖南巡抚幕府。张亮基调任山东后，骆秉章接任湖南巡抚，仍然重用左宗棠。此后数年，湖南的军务、粮饷、地方防务，多由左宗棠主持。一个没有正式官职的幕僚，实际承担了近似总理全省军政的责任。
胡林翼对左宗棠的帮助，也不止于引荐。咸丰六年，他向朝廷奏荐左宗棠，称其“才学过人，于参政机要，山川险要，尤所关心”。不久，朝廷赏左宗棠四品卿衔。这个身份变化，使左宗棠从地方幕僚逐渐进入清廷视野。
咸丰十年，左宗棠因“樊燮京控”案陷入危局。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因与左宗棠发生冲突而进京控告，朝中有人借机攻击左宗棠。胡林翼当时身在湖北，仍设法为他斡旋，甚至对湖广总督官文表示左宗棠与自己有亲属关系，请求从轻办理。
这句话未必改变了全部局势，却足以说明胡林翼愿意在关键时刻承担人情和政治风险。左宗棠素来不喜欢欠人情，也不轻易承认别人对自己的恩德，唯独对胡林翼始终记得清楚。
同年，江西战事吃紧，曾国藩困守祁门，湘军主力又集中于安庆战场，急需一支能够迅速成军的力量。胡林翼再次向咸丰帝举荐左宗棠，请他回湖南招募楚勇。曾国藩对此并非没有顾虑，但左宗棠最终获得了独立领兵的机会。
这一步意义重大。若没有胡林翼的坚持，左宗棠很可能仍停留在幕府之中，难以形成自己的军事班底。后来他率楚军转战江西、浙江，逐步建立声望，才有了此后主持西征、收复新疆的政治与军事资本。
左宗棠敬重胡林翼，原因并不只是受过提携。胡林翼既能看到他的锋芒，也能容纳他的棱角；既不因其落第而轻视，也不因其好争而退缩。对左宗棠而言，这种知人之明比一纸荐书更难得。
胡林翼去世后，左宗棠在祭文中追忆两人交往三十年，写下“我忧我诉，我直何苦？我苦我怜，我死何吊？”字句沉痛，却没有铺陈功业。一个人是否真正理解另一个人，往往不在显赫时的称颂，而在困顿时是否肯替他担责。胡林翼做到了，所以左宗棠终身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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