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5日，北京，开国上将王建安在家中病逝。消息没有通过大规模讣告传开，门前也没有摆满花圈，前来吊唁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一个都没有接到通知。
这件事后来传开，许多人感到意外。王建安不是普通将领，他是从鄂豫皖苏区一路打出来的老红军，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军中威望很高。可他去世时，却安静得近乎没有声响。
原因并不复杂。王建安临终前曾反复交代，身后不要铺张，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也不要通知太多人。他对家人说：“我死了以后，不要把丧事办大，骨灰撒到家乡土地上去。”
这不是一时兴起的想法。一次看电视时，他看到外国领导人举行规模盛大的葬礼，便谈到有些追悼会花圈过多、人员过多，既耗费物力，也增加基层负担。在他看来，革命干部离世后，最重要的是按照实际情况办理，不能借丧事讲排场。
王建安的身世，也解释了他为何对形式格外警惕。他1907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曾经讨饭，14岁给地主放牛，受尽欺压。1924年，他离开家乡到武汉当兵，后来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返回黄安。
回乡后，他召集贫苦农民组织武装，并逐渐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1927年，王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那时的他没有显赫出身，也没有受过系统军事教育，靠的是敢打敢拼和在实战中形成的判断力。
鄂豫皖斗争环境极其残酷。王建安先后参加夜袭杨家寨、伏击杨平口、夜袭花园等战斗，后来又投入黄安战役。部队经常缺粮少弹，伤亡严重，指挥员必须既能带兵冲锋，也能处理军政事务。
1932年12月，王建安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政治委员。1933年，他出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参加反三路围攻。在宜达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攻克川军防御阵地，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和指挥能力。
反六路围攻期间，师长汪烈山牺牲，王建安一度同时承担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的责任。能把部队稳住，并完成作战任务，在当时并不容易。红四方面军领导因此评价他“军政双全”。
真正让他广为人知的，是济南战役前后的那次选择。1948年7月豫东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酝酿攻打济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需要了解山东前线情况，王建安被调到西柏坡面谈。
当时，王建安与许世友早年曾有过矛盾。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战场上谁当主官、谁居副手，难免会有顾虑。但毛泽东提出由许世友负责、王建安协助时，王建安没有迟疑，明确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于表态。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一次重要攻坚战，守军依托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许世友负责前线总指挥，王建安承担了大量组织协调和具体指挥工作。经过八昼夜激战，济南于1948年9月24日解放，守军统帅王耀武被俘。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先后在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等职务。长期担任副职，他从未把个人升降挂在嘴边。叶剑英曾评价他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这种评价并非客套，而是对其长期作风的概括。
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王建安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他又因组织安排等原因单独补授军衔。对这类荣誉，他没有借机抬高自己，工作中的习惯依旧是少说多做，遇到任务便承担。
王建安去世当天，夫人牛玉清把他的遗愿向组织作了说明。几个子女商量后，确定了五个“不”：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也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于是，许多老战友直到一个月后才知道他已经去世。有人听到消息后追问：“建安同志什么时候走的？”得到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震惊之外，也有人认为家属至少应该通知亲友一声。
遗憾的是，家属的做法确实让不少老同志来不及告别，但它符合王建安本人反对铺张的意愿。1980年8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赞丧事新风》一文，对王建安及其家属从简办理丧事予以肯定。
更让人意外的是，王建安的遗体后来被送往北京301医院，用于医学研究。牛玉清对此解释说，这是完成丈夫生前“死后也要为人民做事情”的心愿。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也没有喧闹的告别仪式，一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上将，就以这种方式处理了自己的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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