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北京八宝山的一间告别室里,前来送别孙梅英的人神情肃穆。有人来自乒乓球队,有人曾与她并肩作战,也有人曾在赛场上输给过她。那时,人们反复谈起的,不只是她如何倒在麻将桌旁,更是这位“女球王”把一生交给球台的经历。

几天前,孙梅英还出现在熟悉的乒乓球馆。她已经年过六旬,脚步却仍然利落,接发球时身体一侧,手腕迅速一抖,球便贴着台边飞走。年轻人站在对面,常常连连失分。

她退休后并没有彻底离开乒乓球。打球,是习惯,也是身体记忆。闲下来时,她会约几位老朋友打麻将。牌桌上的孙梅英依然直来直去,输了不恼,赢了也不卖关子。

那天,她手里还捏着牌,正和牌友说话。谁也没有想到,意外会来得这样突然。牌落在桌面,人随即倒下。经过十多天抢救,孙梅英还是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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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晚年看似平静,可这张麻将桌,恰好把她一生的两个侧面放在了一起:赛场上的强悍,生活里的爽快。她从来不是一个安静退场的人,即使退休,也总要保持一点与球台相连的东西。

孙梅英出生在上海。上世纪四十年代,乒乓球在中国尚未形成后来那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普通家庭的孩子更谈不上专门训练。年少时的她没有条件进入训练馆,便在场外看别人打球,顺手捡球,默默记住对手的动作。

回到弄堂,她把几张八仙桌拼在一起,当成球台。没有标准场地,就自己创造条件;没有专业教练,就靠观察和琢磨。她的反应速度很快,进攻意识也强,附近的孩子渐渐不愿意和她对打,连一些成年人也常常不是对手。

孙梅英后来回忆,那些小伙伴起初都愿意找她打球,后来却怕输给一个年纪更小的姑娘。这种带着几分调侃的往事,说明她的球风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成形:快,狠,敢于抢先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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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8岁的孙梅英参加上海市乒乓球比赛,获得亚军。报纸注意到这名年轻女选手,称她是球坛的“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个称呼并非只因她是女性,更因为当时的中国乒坛,尚处在艰难起步阶段。

进入中央体训班后,她逐渐成为国家队的重要队员。1955年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孙梅英代表中国参赛,在对阵英国队的比赛中凭借快速衔接和主动进攻,为中国队拿下关键场次。中国乒乓球队由此取得世乒赛早期的重要奖牌。

那枚奖牌的分量,不能只用名次衡量。战乱留下的体育基础十分薄弱,运动员出国比赛,训练条件、器材保障与国际经验都远不能和强队相比。孙梅英在球台前打出的每一分,都是中国乒乓球走向世界的开端。

有意思的是,她也在那届比赛中遇到了姜永宁。一个性格直烈,打球敢冲;一个沉稳寡言,处事温和。两人后来结为夫妻,成为乒坛著名的“冠军夫妇”。孙梅英急,姜永宁慢,生活中难免有摩擦,却也形成了彼此补足的相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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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庭,孙梅英曾暂时离开赛场。生下女儿后,她没有把球拍彻底收起来,而是重新训练。四年时间,她一点点恢复状态。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32岁的孙梅英再次成为中国女队主力,随队打进决赛。

中国女队一度以2比1领先,随后被日本队逆转。比赛有遗憾,但她的坚持更受关注。对一名经历生育、长期停训、年龄已经偏大的运动员来说,重新回到世界赛场,本身就需要极强的意志。

她原本考虑转做教练,女队人才接续却出现困难。于是,孙梅英再次拿起球拍。脚伤、肿胀、行动不便,都没有让她轻易退出。1963年第27届世乒赛上,她获得女子单打铜牌。赛后,周恩来总理接见并慰问乒乓球队时,曾对她的拼搏给予肯定。

后来,孙梅英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年轻队员上。郑敏之、梁丽珍、曹燕华、张德英等人,都曾接受过她的指导。她教的不只是技术,还有比赛中的原则:该赢的球要靠实力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相让上。

何智丽是她最看重的弟子之一。训练时,孙梅英说话并不客气:“你的速度还不够,重新来。”在严格要求下,何智丽进步很快。可是,何智丽后来因拒绝在比赛中让球,未能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代表日本参赛,这件事也成了孙梅英心中难以消解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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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智丽曾邀请恩师赴日执教。孙梅英最终短期前往,却无法适应弟子身披日本队服的现实。她欣慰于何智丽仍在进步,又不愿看到赛场上的中国国旗被别的旗帜替代。执教结束后,她回到国内,逐渐告别了职业乒坛。

1993年6月下旬,何智丽在日本打电话问候恩师,接电话的是孙梅英的女儿。得知母亲已经去世,电话那头传来哭声:“上次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

她未能及时回国,只能托人送来花圈,并留下话,希望花圈放在学生和子女一列。那场葬礼上,昔日同事、队友、对手和学生相继赶来。有人记得她的锋利,也有人记得她的热心。

告别室里,孙梅英面容安静。曾经在球台上迅疾如风的双手,终于不再挥拍;那张麻将桌上的最后一局,也永远停在了1993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