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前后，北京紫禁城内，十几岁的孙耀庭跟随宫人进出宫门，成了一名身份最低微的小太监。此时清朝已经覆亡，溥仪却仍住在宫中，宫门外是民国，宫门内却保留着皇家的规矩。
这段经历听起来矛盾，却正是孙耀庭一生的起点。他出生于1902年天津静海西双塘村，家中人口多，土地少，父母靠替人做活勉强糊口。后来乡间私塾难以维持，家庭失去收入，日子很快跌到了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
入宫并不是孙耀庭自己的选择。对一个贫困家庭而言，送孩子去做太监，意味着少一张吃饭的嘴，也可能换来一份稳定的差事。这个决定残酷，却是当时一些穷苦人家在绝境中的现实盘算。
更残酷的是净身。因家里拿不出钱，孙耀庭没有到正规场所接受处理，而是在家中完成。伤口、疼痛和后果，普通人很难想象。传说中的“净身”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手术，而是足以改变一个人身体和命运的生死关口。
等他从昏迷中醒来，清王朝已经在1912年宣统退位后退出政治舞台。原本以为能够凭此进入皇宫，谁知宫门里的主人已经失去了天下。孙耀庭后来回忆，那种感觉像是付出了一切，却突然发现原先要去的地方已经变了样。
不过，清室虽然失去了政权，宫廷生活并没有立即消失。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仍居紫禁城，宫内机构也继续运转。皇族、后妃和太监之间的日常秩序，依旧按照旧规矩维持着。
有意思的是，孙耀庭真正进入紫禁城，约在溥仪复辟失败之后的民国时期。他先在醇亲王府一带做事，后来进入宫中。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仅维持十余日便失败，但溥仪此后仍保有宫廷身份，宫里的太监也继续服务。
孙耀庭年纪小，手脚勤快，头脑灵活，很快被安排接近宫中女性主子。他曾受到端康皇贵妃一系的注意，后来又进入宫廷戏班学习。溥仪与婉容于1922年结婚后，他还被安排在婉容身边做事。
这里所说的“妃子”，严格讲并不准确。婉容是皇后，端康则是皇贵妃。民间文章为了吸引读者，常把宫中女性笼统称作妃子，但这几个称谓在清代宫廷制度中各有等级，不能混为一谈。
孙耀庭记忆里最让人尴尬的场景，便发生在婉容沐浴时。宫人把热水、毛巾和用品准备妥当，婉容不喜欢过于繁琐的礼节，有时会当着侍从的面更衣入浴。宫女负责擦洗、递送物品，太监则在旁边听候差遣。
“水凉了，再添一些。”
“是。”
“把果盘端过来。”
“马上就来。”
几句简单吩咐，旁人听来稀松平常，可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宫廷里，侍从必须始终低着头、守着规矩，既不能多看，也不能擅自转身离开。孙耀庭晚年谈到这类事情时，重点并非猎奇，而是强调下人面对主子身体时所承受的紧张和压迫。
现代人难以接受的地方，也正在这里。沐浴本来是极其私密的生活行为，却被宫廷礼制变成了多人协作的程序。主子不必亲自取物、擦洗，甚至不必关心侍从的感受。所谓体面，是建立在大量下人的服侍和沉默之上的。
婉容受过西式教育，生活习惯与旧宫规并不完全相同。她有时嫌礼节麻烦，也不愿事事摆出威严姿态。但她仍然生活在皇宫制度之中，身边的人依旧必须按照身份办事。个人性格可以改变细节，却很难改变整套秩序。
孙耀庭所见的，并不是一个还能施展权力的帝国，而是一座被旧规矩支撑起来的空壳。宫门里依然讲究称呼、跪拜、差遣和禁忌，宫门外却早已换了政府、军队和社会制度。这种错位，使太监们既依附于皇室，又注定随着皇室衰落而失去依靠。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宫中太监大批失去差事。孙耀庭回到乡间，却因身体状况无法承担繁重农活，只能依靠亲友接济，有时甚至靠乞讨度日。曾经的宫门经历没有给他带来稳定晚年，反而让他在新旧时代之间无处安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耀庭得到有关方面照顾，曾在北京兴隆寺等处生活。晚年他向作家贾英华讲述宫中见闻，相关口述后来整理成书，使许多已经消失的宫廷细节得以留下。孙耀庭于1996年去世，终年九十四岁。“中国最后一位太监”这个称呼，记录的不是传奇，而是一个普通人被旧制度推入深宫，又被时代一并带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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