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资深编辑、出版人杨全强的首部文艺随笔集《相见恨短:一个出版人的风格练习》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小文艺”“小记事”“Short Prose”三个部分，收录杨全强近十年来所写的关于文学、电影、音乐、艺术及个人生活记忆的随笔短章。
杨全强做书30年，业内昵称“杨师傅”。他策划出版的书籍逾500种，既有《编年史:鲍勃·迪伦回忆录》《三只忧伤的老虎》《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等叫好又叫座的文学经典，亦引介了米歇尔·福柯、让·鲍德里亚、齐泽克等一批重要思想家的代表作品，以出版人独特的眼光和趣味形塑了一代读者的精神世界。2021年以来，杨全强先后创办出版品牌“行思文化”和“新行思”，在文学、艺术与思想学术领域持续深耕，连续推出《夏宇诗集六种加一》《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等爆款作品。在8月27日于广州举办的“2026年出版品牌影响力大会”上，杨全强获选“年度出版品牌主理人”。
“编辑首先是个读者，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同时有一位读者和一位写作者。”杨全强告诉南都记者。作为做书人的杨全强兢兢业业“摆渡万千文字”，作为写作者的杨全强偶尔也会创作冲动强烈，按捺不住用书写激荡思想、铸造风格、表达自我。他将多年来这种断断续续、简短劲练的写作自谦为“风格练习”:一方面，“练习”是探索式、开放性的，富于实验意味与游戏精神；另一方面，这些文章短小精悍的体量、机敏睿智的论辩让它们天然有“拒绝宏大”的气质。
长久以来，做书人是隐身在书籍背后的沉默的“为人作嫁者”。《相见恨短:一个出版人的风格练习》首次勾勒出一位资深做书人的浩瀚精神世界，讲述他的所思、所想、所爱，他经由阅读和人生构建的知识与趣味，在图书出版这样一个以编辑的个人信誉为中心的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知识和趣味形成的判断何以值得读者的信赖。
访谈
无法想象生活中完全没有严肃的阅读
南都:你是一个编辑、出版人，“做书三十年，摆渡万千文字”，请谈谈从编辑到写作者的角色转换。
杨全强: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回答起来却颇为复杂。首先这可能不是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选择做编辑需要一些基本的素养，就是对内容的兴趣，对文本质量的判断能力，对写作风格的趣味与喜好，这些素养的背后其实就潜藏着写作的欲望与动力。这种欲望和动力很多时候都是自发的，它几乎不需要专门去调动。它之所以很多时候没有被付诸行动，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应付现实工作或生活的压力，把一个编辑或一个人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给占据了；一是这种欲望和动力没有强大到让一个人非要以写作为志业不可的程度；还有就是对自己写作的不自信，尤其是编辑，我们面对的几乎都是自己认为的一流的写作者，这就会更加强化自己的不自信。编辑首先是个读者，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同时有一位读者和一位写作者。作为编辑，我一直都尽量抽时间做一些写作练习，虽然写得不多，但这种练习却一直没有中断。
另外，阅读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肯定算是个知识人，这不是什么荣耀，只是一种现实而已。我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严肃的阅读，而阅读，如果没有写作的欲望和憧憬作为前提，也不会是有质量的阅读。还有，我始终认为，写作(更宽泛地说是创作)是一个人建立自己、拥有自己、确认自己的存在感的最重要的方式，“我思故我在”其实就是“我写故我在”。思的东西不写下来，人就会原地打转。
南都:怎么理解《相见恨短》这个书名?为什么“相见恨短”?你在写作时刻意练习过怎样的风格?
杨全强:“风格练习”这个词来自法国作家雷蒙·格诺的一本书的标题，当然格诺的练习跟我不一样，他练习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一个文学史上的全新的文本。我真的就是练习。但我是很看重这种练习的，我写东西可能一辈子都会是这种练习的心态。如果你看了这本小书里写黄宾虹的那篇，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因为是练习，所以我就不会称这些文章为作品，“作品”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我希望这些文章都是一些草图，保持开放性。法国学者朱利安的《论绘画之非客体》一书，其中有一章叫《草图理论》，解释的是《老子》中的一句——“大器免成”。简单地说，就是伟大的作品不需要完成。因为完成意味着，它要成为一件商品，从出版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我们要对作者说，你得定稿了。本雅明不少作品都是有好几个版本的，比如《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我们也可以把本雅明的很多写作看作是练习。翻译《本雅明传》的王璞把英语的“essay”翻译成“试笔”而不是“随笔”或“散文”，其实也有“练习”的意思在。本雅明写的就是这种，法语里称“essai”，就是蒙田的传统。
“相见恨短”这个词，其实一方面我每篇确实写得都不长，像出版家钟叔河也倡导过“短”，他有《念楼学短》一书。你也可以说，“短”其实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拒绝宏大。另一方面，这个词其实来自安吉拉·卡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明智的女儿》，我得强调一下:只是借用。因为这个词在安吉拉·卡特的小说里完全是一种色情的意味，我就不进一步解释了，大家可以去读《明智的女儿》，我非常喜欢和推崇的一部杰作。
南都:《相见恨短》里的文章写于什么时候?它们预设的读者是谁?
杨全强:这本书里的文章都是我近十来年写的。因为没有写了就投稿发表的习惯，也觉得自己写得不咋地，所以以前写东西就没有保留的习惯，以前博客时代都是在博客里直接写直接发，当时写博客的网站现在都没有了。其实想来，以前也写过一些应该还值得保留的东西。这本小书本来不加图排了300多页，但在编校的过程中，一边校对一边删改，最后大概删了有100页，就变成现在这个体量。当然，还有几篇长一些的文学批评没收进来，是想放在更有主题性的下一本书里。多数时候，我写东西是不预设读者的，就是按自己最高的能力，尽量写出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文章，写的时候的状态有点像踮着脚尖去够挂在上面的一个东西。南京作家、诗人韩东说写东西要让自己放松，写自己更能控制更有把握的，我做不到，一认真写就得努着劲。完全放松地写，可能就会写得更散。当然，里面有几篇是应在报纸工作的朋友约稿写的，预设的是想读点好书的非专业读者。但按我自己的写作动机，我不会预设读者，如前所说，写作是为了建立自己，拥有自己。
面孔或语言揭示的东西，必然是一种隐藏
南都:第一篇《林青霞，或东方不败》里写到林青霞有一张“直陈式”的脸，并提到阿甘本的话“脸只因其隐藏才揭示，只因其揭示才隐藏”，怎么理解阿甘本这句话?在你的视觉记忆里还有哪些人的脸是“直陈式”的?
杨全强:“直陈”就是“开放坦白”。这个词涉及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人与动物的问题，一个是至高的权力问题。从超越人类的人类学的角度说，对动物的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领域。人的基底是动物，在动物之上，人才成为人。研究动物，就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域中研究人。拥有至高权力的人其实可以说就是神，神和动物是同构同一的。这属于神话学，欧洲叫欧罗巴，是一头牛；宙斯曾化为天鹅。我们都喜欢动物，原因其实就是动物是完全“开放坦白”的，在动物身上，有一种温克尔曼形容古希腊雕刻所说的“高贵的单纯”。拥有至高权力的人，也有这种特点，比如古代的皇帝，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暴君，像古罗马皇帝尼禄，这些人都具有那种“直陈”的特质。林青霞演的东方不败就是这种人物。林青霞的脸就是这种直陈式的脸，比如跟张曼玉比，张曼玉的脸就是那种特别有戏的脸，就是说特别有人间的故事性或者说戏剧性。所以在徐克的《新龙门客栈》里，张曼玉就比较有戏，林青霞就很难有戏。
阿甘本的这句话来自他的一篇文章，标题叫《面孔》，这篇文章收在他的《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里。阿甘本研究的是政治，当然不是狭义的那种政治，是社会生活中广义的政治，《东方不败》里任我行对令狐冲说:“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任我行说的这个“江湖”，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政治”。按阿甘本的意思，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情境或境遇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内心运动，这种内心运动可以说就是我们的自然本性，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任其“开放坦白”，我们就会展现或泄露这种自然本性，从而获得一副面孔。我们如果把这种作为内心运动的自然本性诉诸语言，那么语言就会成为我们的面孔。但往往，我们不会任由这种自然本性“开放坦白”地泄露出来，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处境对它加以控制和调整，我们用面孔或语言揭示出来的东西，就必然会是一种隐藏，对部分或全部自然本性的隐藏。我们说语言表达是“巧言令色”，指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反过来，这种隐藏恰恰又揭示了我们的“政治”处境，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理解。想象一个演员面对电影摄像镜头，想象一下演员本人和角色之间的张力，是不是能够理解阿甘本的这句话。这种理念型的脸其实亚洲人不多，但也有，比如尊龙，木村拓哉，元斌。
南都:你在《为什么写作》一文里讨论了东西方作家、诗人的写作动机。你自己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写作动机吗?请展开谈谈。
杨全强:对我来说，动机有两种。一个就是纯粹的写的动机，就是要写。我特别同意帕慕克所说的两点:一个是别人写出来那样的东西能行，那我也能行；另一点是他说他不服，他生气，他生所有人的气，包括生自己的气，所以他要写，他必须写。我其实也是这样的心理。这种心理往往通向一些有目标的写作计划，比如，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一系列的批评文章。另一种动机就比较具体，就是具体写什么东西。有几年我习惯性地写诗，那些年就常常会有句子突然冒出来，有时一句有时两句。这个句子就是一个胚芽，就是一个动机，我会判断这个动机有没有意思，能不能长成一首诗，我会把这个句子用手机备忘录记下来，然后好几天就会惦记这个句子，然后就会忽然有那么几分钟，五六行、七八行，或者十几行的一首诗就写出来了，这个过程很快，就几分钟十几分钟的事，我有很多次是在出租车上遇到这样的时刻的。
南都:这本集子里有好几篇艺术评论，谈到的艺术家包括霍珀、纳托、齐白石、李津、石涛、阿海等等。你为什么对艺术有这样的兴趣和研究?
杨全强:我的专业是文艺学，也就是文学与艺术史论。思考艺术问题，观看艺术作品，解释艺术作品，对我来说算是专业。但除了硕士博士论文之外，我不太写那种可以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的大文章。因为工作关系，我也没有做过大量的艺术批评写作练习，但总是不甘心一点都不写，所以时不时地会写一点。我喜欢贝克特那本《断片集》，那里面有几篇他在成名前为了混饭吃而写的对他那时候几位爱尔兰艺术家作品的批评或解读，长长短短，有的就几百字，但都写得极好。还有诗人马克·斯特兰德写霍珀，也是片断式的，但写得极好。我喜欢这种艺术批评。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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