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不到两个月就兵败身死。消息传到洛阳,已经称制的女皇下了一道极狠的诏书:追削李勣的官爵,剖开他的棺材,戮尸示众;墓冢被铲平,子孙全部流放或处死。这个一辈子没站过队、没搞过一次政变、伺候过三朝皇帝的老将,死后十五年,被自己亲手扶上位的政权挖了出来。
他叫李勣,本名徐世勣,字懋功,民间演义里那个神机妙算的“徐茂公”,原型就是他。可真实的他,跟小说里那个摇着羽扇的军师几乎毫无关系:他不算命,不打玄虚,只会算粮草、算路程、算人心。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画像里,他排在第二十三位,几乎是末尾。一个平定高句丽、镇守并州十六年、三朝元老级别的统帅,排位这么靠后,只因他归唐太晚,且玄武门那夜,他选择了沉默。
他十七岁投军,靠一张嘴劝动了翟让
李勣是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人,家里是当地大户,“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他不是穷苦出身,也不是士族清流,是个有钱有粮的地方豪强子弟。隋末天下大乱,他十七岁就跑去投了瓦岗军,跟着翟让混。《旧唐书》记了他干的第一件大事:他劝翟让别在本地小打小闹,要南下夺取荥阳、占据汴水航道,“商旅往来,亦足自资”。意思是:抢地盘不如卡住运河,有了漕运,钱粮自己会来。
翟让照做了,瓦岗军从此有了正经的财政来源。后来李密来了,他又看出李密的格局比翟让大,主动劝翟让把兵权交出去。瓦岗那套班子能撑起来,背后有他不少主意。瓦岗败给王世充后,他手里还攥着十郡之地、几十万人口。他没有自立,也没有投靠别人,而是派人把户口册和土地簿整理好,写上“魏公昔归大唐,今吾所部皆魏公所有,不敢自献”,直接送给李渊。李渊看完大为感动,说:“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纯臣也。”当场赐他姓李,编入宗室属籍,从那天起,他成了李世勣。
并州十六年,他一个人顶了一道长城
李世勣这辈子打过的仗太多了:平王世充、灭窦建德、破刘黑闼、讨徐圆朗、击突厥、灭薛延陀、征高句丽。但让他真正站稳脚跟的,不是某一场胜仗,而是一段漫长的太平日子。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未赴任,改任并州都督,一干就是十六年。《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记了一句很重的话:“勣在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他在并州,法令说到做到,百姓和胡人都服气,突厥人怕他的威名远远躲开,长城沿线安安静静。
李世民后来跟侍臣说:“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令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筑远长城邪?”我把李勣放在并州,突厥人就吓跑了,这难道不比修一道遥远的长城强吗?这句话后来被浓缩成一个成语式的说法:李勣就是大唐的人肉长城。他带兵有个特点:打完仗先把阵亡将士的名单抄下来,一一抚恤;缴获的金银财物,全部分给部下,自己一分不留。《旧唐书》说他“每战必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所以士兵愿意替他卖命,打了败仗也不散。
灭高句丽:他七十四岁,走完了隋炀帝没走完的路
李勣人生最后一场大仗,是打高句丽。这事拖了太久:隋炀帝三次亲征,把自己和大隋一起打没了;李世民贞观十九年亲征,也没能彻底拿下。到了唐高宗时候,李勣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总章元年(668年),他以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挂帅,带着薛仁贵等人一路推进。九月攻克平壤,高句丽王高藏投降。
这场仗从隋文帝开皇年间算起,断断续续打了七十多年,最终在他手里画上了句号。捷报传回长安,朝廷举行了盛大的告庙仪式。李勣站在队列里,已经是个七十四岁的老人,他这一辈子,替三个皇帝打完了一个王朝最难啃的对手。可也就是在这一年前后,朝堂上的风向变了。
永徽六年,他只说了七个字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李治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长孙无忌、褚遂良拼死反对,褚遂良在殿前叩头流血,把笏板往台阶上一放,说“还陛下此笏”。满朝文武要么闭嘴,要么硬扛,事情僵在那里。李治悄悄派人去问李勣的意见。这位三朝元老、军中资历最深的人,只回了一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二〇〇)
七个字,把整个反对派的逻辑地基抽掉了。长孙无忌他们的理由是“礼法”“祖宗”“先帝所娶”,而李勣的意思是:这是你们李家自己的事,我们这些外人管不着。这话本身没错,但它出现的位置太致命了:它给了李治一个台阶,也给了他一把刀。不久之后,王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后,长孙无忌流放黔州被逼死,褚遂良贬死爱州。史书没有记载李勣说这句话时的动机。有人说是他看透了自己只是“外人”,不愿再掺和;有人说他是老于世故,知道拦不住就不拦;也有人说他确实觉得这是皇室私事。唯一确定的是:武则天能走上那条路,李勣这句话是最关键的一推。
他一辈子不站队,却被人用“站队”试探过两次
李勣最让人服气的地方,是他对权力的距离感。
第一次试探来自李世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记载,太宗晚年病重,把李治叫到身边说了一段很冷的话:“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意思是:这个人太能干了,你压不住。我现在把他贬出去,他要是立刻就走,等我死后你再把他提回来当宰相;要是他犹豫观望,你就杀了他。诏书一到,李勣“不至家而去”,连家门都没进,直接上路赴任叠州都督。
第二次是武则天。他晚年位极人臣,封英国公,太子太师,但从不结党,从不干预后宫,也从不在立后这件事上再往前多走一步。他帮了武则天一次,然后退到所有人都够不着的地方。
这两次试探他都过了。一个能在两代雄主手下活到七十六岁的人,靠的从来不是忠心,是分寸。
他老了,还给姐姐煮粥
《新唐书》记了一件很小、却很动人的事。李勣晚年当了尚书左仆射,地位尊崇。他姐姐生病,他亲自下厨给她煮粥,炉火把他的胡子都烧着了。姐姐心疼地说:“家里那么多仆役丫鬟,你何必自己受这个苦?”他回答:“姊老,勣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复可得乎?”姐姐老了,我也老了。就算我想一直给你煮粥,还能有多少回呢?
《新唐书》还说他对待族人极厚,家里办丧事,“哭之尽哀”;对故旧的孤儿,“抚养备至”。这不是演给外人看的,一个能把帐下将士的抚恤名单抄下来的人,大概天生就是这样。显庆三年(659年),李勣病死,年七十六(一说八十六)。高宗为他举哀,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陪葬昭陵。他的墓冢修成阴山、铁山、乌德鞬山的形状,象征他破突厥、破薛延陀、平高句丽的三大功。
结语
李勣这一生,从地方豪强做到大唐司空,打过最难打的仗,守过最长的边,说过最关键的一句话。他不站队,却在最关键的时刻替一方加了码;他不贪权,却在权力中心活了四十多年;他对士兵和姐姐极尽温柔,对政敌却一句话就能要命。演义里的徐茂公会掐会算,能预知吉凶。真实的李勣什么都算不准,他没算准自己死后十五年会被剖棺,没算准自己那句“陛下家事”会把一个王朝推向另一种命运。他大概也算过,只是算到最后发现:有些事,知道了也不能说,说了也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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