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漳州府的老农陈阿大，万历四十年秋收后蹲在田埂上算了一笔账，他家租了三亩官田，每亩得交四斗秋粮，按照官府定的折银价，每石米折银二钱五分，三亩地拢共交银三钱。他隔壁的王二在李贽的族田里帮工，听东家说过一句话，“江南税重甲天下”，陈阿大当时就笑了，笑完又叹了口气，他外甥在山西大同边镇当兵，前年捎信回来说，那边一石米官面上折银一两，还得再掏二钱脚价钱，里外一算，交一石米的税折成粮食要倒贴三四石进去。
这个事儿说穿了就是明代田赋折银的一个核心关节，实物税转成白银来收，折价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老百姓兜里要掏多少粮食，同一石米在江南和大同的“官方定价”，差了整整四倍。
明初定天下田赋的时候，官田每亩科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科三升三合五勺，看着还像那么回事儿，苏松二府是个例外，朱元璋收拾张士诚的旧地盘，把当地豪族的私田统统没入官，按原来收租的册子定税额，“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苏州一府秋粮一下子冲到两百七十四万六千多石，松江也到了一百二十多万石，苏州府民田秋粮只有十五万石，其余两百五十九万六千多石全是官田粮，两者差了十七倍。
苏松人喊冤喊了几百年，顾炎武专门写过《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一文，算下来天下夏税秋粮总额两千九百四十三万多石，苏州一府就占了二百八十万九千多，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多，再加上浙江布政司两百七十五万，一个藩三个府，粮额比天下为重。
但这里头有个被大家都忽略的事，苏松重赋重在哪，重的不是所有田，是官田。民田照元朝旧额交的其实没怎么涨。宣德五年，周忱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江南，一到苏州就傻眼了，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常熟、松江也一样，老百姓欠了一屁股粮。他挨家挨户问父老，得到的回答是“大户不出加耗，小户连年受累”，税重归税重，真正压垮人的是加耗的摊派，大户有办法把负担转给小户，小户扛不住就跑，跑了以后税还在，摊给没跑的人，没跑的人也扛不住，接着跑，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忱想了个办法，创“平米法”，官田民田都加耗，把加耗的标准拉平，再让各县建便民仓，粮长收两税，加耗不得超过一成，苏州税额两百九十多万石，他上疏减了八十多万石。这还不算，他又搞了个“折征”的操作，让“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银一两、米四石”，穷得交不起粮的，允许你交银子，按四石米折一两银来算。这个折价，恰好就是后来“金花银”的折价标准，四石米折银一两，每石折银二钱五分。
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上疏说南京的官员俸禄发米太费事，米运到南京折价卖，十不值一，建议不通舟楫的地方折收布绢白银解京，户部尚书胡濙拿出朱元璋当年在陕西、浙江搞过折纳的老例子，说“民以为便”，于是定下来“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多万石，折银一百多万两，入内承运库，叫金花银。这个价格对江南人来说挺友好，江南本来米价就低，一石米市价也就两三钱银子，官府按二钱五分折，老百姓没怎么吃亏。
同一时间，山西大同、宣府这些边镇的折银价完全是另一套。成化三年，大同巡抚李敏上疏说山东、河南转饷到大同，路上耗费太大，建议“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每石折银一两，这已经比江南金花银的折价高了四倍。脚价钱还得另算，所谓脚价银，就是官府雇人把粮草运到边镇的费用，宣府、大同、三关三处都有脚价，嘉靖三十四年大同脚价银一次就加了二百八十八两一钱四分。脚价银按田亩摊派，等于老百姓在正税之外还要额外掏一笔运输费，这笔钱的数额和正税比，有时候能占到两三成甚至更多。
把这些数字搁在一起看，同样折一两银子的税，江南交的是四石米，大同交的是一石米再加二钱脚价，折算下来实际粮食支出在四石上下，如果把脚价银也还原成米来算，大同老百姓为一两银子的税实际掏出来的粮食，是江南的四倍往上。虎扑上有个帖子聊到这个事，评论里吵成一锅粥，有人说“交同样银税，北方实际粮食支出是南方四五倍”，有人反驳“东南四石才折一两，北方一石折一两，同样一百万两银子，东南交四百万石，北方交一百万石，东南不是被盘剥得更狠吗”。看着好像东南吃亏，这个算法漏了一个要命的东西，江南米价便宜，四石米的市价也就七八钱银子，北方米价贵，大同边镇一石米市价常常在一两以上，老百姓手里没有银子，只能拿粮食去换，换的时候还要被粮商压价，实际掏出来的粮食远不止账面上那几个数。
北方五省真正压垮人的东西，是“赋税陪纳”和“税粮包空”。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这五个地方，每年要把将近一半的田粮供给京师和边防。北方地本来就薄，山地、沙地、盐碱地一大堆，官方不管这些，照样按亩征税，这叫“税粮包空”，地种不出东西来税还在。加上灾荒频发，人跑了税不跑，跑了的人的税摊到没跑的人身上，这叫“赋税陪纳”。梁端肃的奏议里记着一个案子，山西某县“祖居县北刘家等庄，承种祖业田地，该徵秋夏税粮三百余石，官布一百八十余疋，锦花三十余斤，桑二百余株，节因水发咸潮，致将杨十一等七十余户地土不堪耕种，负累逃亡，遗下粮五十余石，官布六十余疋，递年累及里长陪纳”。七十多户人跑了，剩下的里长一个人扛五十多石粮和六十多疋布的税。
再说这折银的负担。江南人交金花银的时候，手里有米有布有丝，随便卖点什么都能换银子，米价便宜，折价公道，交起来不算太吃力。北方人手里只有粮，边镇的粮价又高，要交一两银子的税，拿一石米去卖，卖不到一两，卖两石米去凑，好不容易凑够了银子，脚价钱又来了，再卖一石米，三石米换一两银子的税，这就是北方的日常。
隆庆、万历年间山西、陕西拖欠的税银，一欠就是十几万两，老百姓不想交，实在交不出来。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田赋折银两百一十一万多两，其中起运到边镇的折银八十二万多两，存留的一百二十八万多两，白银货币化程度到了百分之三十二。剩下百分之六十八还是实物征收，实物征收的运输成本折算下来比折银还重。北方老百姓既要交银子，又要出力气把粮食运到边关，路上吃掉的和损耗掉的，根本没法算进账本里。
“苏松重赋”这个事，重是重，苏松官田税率确实高得离谱，周忱减了八十万石也没减到根上，顾炎武说苏松之民“终明之世困于重赋”，这个话没毛病。把镜头拉远，看看北方五省的日子，苏松人至少还有米可卖、有布可换、有银子可折，折价还算公道，北方人是一边掏粮一边掏银子一边出力气运，交一石米的税折成粮食得搭进去三四石。苏松重赋是账面重，北方五省的重是账面重加上实际重加上运输重，三个重叠在一起。明末三饷按亩加派，北方五省的赋税压力直线反超江南，李自成从陕西一路打进北京，队伍里跟的大部分就是扛不住税的北方农民。
参考文献：
［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2］李俊丽：《明代北方五省赋税负担探析》，《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3］梁方仲：《近代田赋史中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4］《万历会计录》卷三十一，山西布政司起运边关夏税秋粮折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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